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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蚨家σ运佬獭６杂贑类词，它都是科学技术的词汇，也许还需要给某些不检点的行为规定专门的名称，但普通公民并不需要。一个普通公民知道什么是〃性正常〃，它就是夫妻之间为了生育进行的性交，而且女方是没有快感的；别的就都是〃性犯罪〃。在新话中，人们对异端思想的了解，除了知道它是异端以外，就不能再进一步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词汇。
B类词在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中立的，大量存在的是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幸福院〃其实是指强劳营，〃和平部〃实际是战争部，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所指几乎正好相对。另有一些词则表现了对大洋国社会真实本质的一种坦率而蔑视的看法，比如，〃prolefeed〃指的是党施舍给群众的那种廉价娱乐和虚假消息。还有一些词具有双重的色彩，如果形容党就表示肯定，形容敌人就表示否定。此外还有大量的词，它们初看起来只是一些缩略语，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它的含义，而是来自结构。
凡是有可能，任何政治上略有影响、或可能有影响的事物都放到了B类词里。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它们的名字总要经过删削，以一种常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音节要尽可能少，要便于发音，同时又保留词的最初来源。比如真理部下属的记录总局，也就是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地方，就叫〃记总〃，小说总局叫〃说总〃，电讯总局叫〃电总〃，诸如此类。这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世纪之初，政治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经过压缩的词和词组；而且已经发现，使用这种缩略语的现象最显著的是在极权主义的国家和组织，像〃纳粹〃、〃盖世太保〃、〃共产国际〃这些词就是例子。这种做法一开始只是本能，但新话却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人们发现一个名字像这么缩减以后，附着在上面的许多联想就都消失了，它的含义因而受到限制，并且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像〃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由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组成的画面，而〃共产国际〃暗示人们的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一种明确的教义，指代的像是某种椅子、桌子一样容易辨认、用途有限的东西。一个人说〃共产国际〃的时候几乎可以不用思考，而碰到〃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他必定免不了一丝踌躇。同样，像〃Minitrue〃这样的词激起的联想就比〃Ministryof Truth〃要少得多，可控制得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有可能，人们就喜欢用简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小心翼翼力求每个词都易于发音，简直到了不合时宜的程度。
在新话里面，除了词义的准确以外，声音的悦耳最为重要，必要时语法的规则也要服从于它。这也合该如此，因为出于政治的考虑正要求有含义准确无误、发音短促清楚的词汇，使发言者能够吐字迅速，但心里几乎没有任何余响。B类词中，几乎个个相似，这使得它更加显出力量。这些词，比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 〃sexcrime〃；〃joycamp〃； 〃Ingsoc〃；〃bellyfeel〃；〃thinkpol〃，以及其它无数的词，音节都只有两、三个，首末的音节同样重读。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养成急促简练的说话风格，顿挫有力而又单调乏味，而这正是党所希望的。党的意图正是要使得言谈、尤其是意识形态并非中性的问题上的谈话尽可能脱离人的意识。日常生活中有时无疑需要思索之后再发言，但党员响应号召对政治或伦理问题的表态，就应当能够脱口说出正确的意见，犹如机枪发射子弹一样全然是自动地进行。他受到的训练使他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语言本身又给了他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词的构成，再辅之以急促、不堪入耳的发音，这与英社精神是相吻合的，更有利他的发挥了。
另一点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供选择的词语非常之有限。相比我们所用的词汇，新话的词汇量很少，而且还不断地发明新方法减少词汇。事实上，新话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词汇每年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每减少一次，它的成果就增加一分，因为选择余地越少，思想的诱惑越小。最终党所希望的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有喉咙在发声，而没有更高等的神经中枢的参与。新话中有一个词〃duckspeak〃就很直率地表明了党的这种用意，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嘎嘎叫〃。〃duckspeak〃与其它许多B类词一样，含义也是模糊的：倘若嘎嘎叫出的都是正统的观点，这个词就只是表示赞扬；像《泰晤士报》用〃doubleplusgoodduckspeaker〃来称呼党的某位演说家的时候，那就是在高度地、热烈地恭维。
C类词。
C类词只是其它两类词的补充，里面全是科技术语，类似于今天我们使用的术语，词根也相同，不过仍与平时一样，很小心翼翼地对它们做了严格的限定，删除那些不愉快的含义。它的语法规则与A、B两类词完全相同。C类词几乎都是不见于日常的谈话或者政治的演说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在为他的专业提供的目录上，就可以发现他需要的全部词汇；而对其它领域的词汇，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只有极少的词才是各个领域共同的，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词汇能够无视科学的具体分支，把科学的功能表述为一种思想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表示〃科学〃的词都是没有的，它可能具有的全部含义现在都由〃英社〃一词整个包含了。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要用新话来表达异端的思想，几乎毫无可能，除非只是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要说一些很拙劣的异端思想，说一些谩骂亵渎的话，自然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说〃老大哥不好〃。但在一只正统的耳朵听来，这说的不过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谬误；由于找不到必需的词汇，它也无法用理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反对英社的思想只能是一些含糊的、非语言状态的东西，而且只能用一些很笼统的词汇加以命名：这些词汇堆放在一起，对异端思想只做总体的鞭挞而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一个人要抱了非正统的目的使用新话，那只有秘密地把它的词汇转而翻译成老话。例如，新话中可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这与老话中说〃人人都是红头发的〃没有什么区别。它没有语法错误，但它表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和力气，显而易见是一个错句。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经消失，这一种衍生的平等含义已经从〃平等〃这个词中删除了。在一九八四年，由于老话仍是一种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新话的时候存在一个理论的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联想到词的原始含义。但实践当中，一个精于双重思想的人是不难克服这一点的，而再过两三代人，这种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一个伴随着新话长大、始终只是使用新话的人，不会知道〃平等〃一词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一种衍生的含义，也不会知道〃自由〃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这就类似于一个不知象棋为何物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还有其它的含义一样。有很多的罪行、错误，他是没有能力去做的，原因只是在于，这些罪行、错误全没有名字，也就无法想象。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一个显著特征，词汇越来越少，词义越来越严格，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旦老话被完全取代，与旧世界的联系就完全割断。历史已经做了改头换面的书写，但从前的文献会有断片留存，逃避检查，如果还懂得老话便能够阅读。在将来，这样的断片即使侥幸留存，也无法辨认、无法译读了。老话里，除非指的是某种技术过程，某种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本身的倾向就已经很正统（新话叫做〃goodthinkful〃），它的所有段落都是无法翻译成新话的。实践中这就表示，凡是大约一九六○年以前写作的书，总体上都属不可翻译的了。革命前文献的翻译，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不仅语言、而且含义都要做变化。这里以《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为例：
我们认为下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造物主赋予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政府在人群之上建立，它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凡任何时候、任何政府有害于这些目的，人民有权利改变它，废除它，建立新政府。
这一段要译成新话而不失去原意几乎不能做到。最可能的，无非是用一个简单的词〃犯罪思想〃概括整个段落。要完全译出，那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把杰弗逊的话译作对绝对政府的颂词。
事实上，过去的文献都大量作了这一类的改造。出于声望的考虑保留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当然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成就必须符合英社的哲学。因而，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等，这些作者都属于正被翻译的行列；一旦翻译完成，他们原始的作品，各种残存的历史文献，都要被销毁。翻译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业，预计要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还有大量纯粹功用目的的文献，比如少不得的技术手册一类的东西，也会如法炮制。而所以最终全部采用新话的时间会订得那么晚，要到二○五○年，主要就是为了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初步的翻译工作。译者后记
对于这部天才而富于洞见的著作，再说任何话都只能是多余的。每个人都自会在书中找到共鸣，作为译者，我所能做的惟有沉默而已。译者后记
我要向先辈大师董乐山先生致以敬意。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直参考了他的译笔；尽管先生的译作不能不说有草率之处，我在翻译中也常僭怀超过先生之心，然董先生对奥维尔的理解，他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