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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秦军官兵人数很多，内心不服，入关后不听指挥，将会非常危险。于是布置手下人连夜行动，将秦军二十多万人坑杀，与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高级将领入关。三人于前206年分别被项羽封为雍王、塞王和翟王，置三秦之地（今陕西省中部和北部地区），与刘邦的汉王等十五王同时受封。雍王章邯领咸阳以西之地，以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为都。
项羽封章邯等三人于关中，实是要他们堵截刘邦自汉中（今陕西秦岭西部以南之地）出兵的道路。章邯等人原是秦将，熟悉关中的风土人情及地理，本是极好的人选，但由于他们起先率关中子弟出关作战，其间士兵伤亡极多，降楚后二十万士卒被项羽坑杀，惟独他们三人受到项羽保护，入关为王。秦民因而对他们毫不信任，甚而迁怒和怨恨他们。正如韩信对刘邦分析的那样： “秦父兄怨此三人，恨入骨髓。”这反倒成为刘邦兵出汉中的良好条件和重要原因。
前206年冬，刘邦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的战略方针，佯修褒斜（今汉中褒河至陕西眉县西南斜峪）栈道，调动章邯主力前来堵击，汉兵主力则从陈仓道出兵，攻下大散关（今宝鸡市南大散岭上），在秦岭以北的陈仓、好畤（今陕西凤翔东）连续击败章邯，章邯退守废丘。前205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兵败后退至关中，引水灌废丘，章邯自杀。
章邯是秦王朝末期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想凭自己战胜攻取的作战才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秦王朝的覆灭是由它和民众的尖锐对立以及自身的政治腐败促成的，章邯的军事胜利改变不了王朝的政治态势，那么他就只能延缓，而不能挽救王朝的灭亡。章邯的个人结局如何无疑带有偶然性，他被天下政治狂澜所覆没却是必然的。
第一部分：失道 秦失其鹿子婴： 虽有清明气象 河决不可复壅
秦王朝的政治统治在赵高专权时期到了混乱不堪、无法收拾的地步。陈胜义军揭竿而起，天下反叛的烈火在熊熊燃烧，王朝统治面临灭顶之灾。前207年，丞相赵高恐怕二世胡亥追究自己的责任，恶人先下手，派人将胡亥攻杀于望夷宫（今陕西省泾阳县东北）。赵高本想自立为帝，一是百官大臣不服从，二是殿堂几次几乎倒塌，他认为不祥，于是立胡亥的侄儿子婴为君。因为当时关东六国均已反叛，秦国能管辖的地域很小，于是取掉君主皇帝的尊号，复称秦王。
秦王子婴的头脑始终是清楚的。他接到赵高让自己斋戒后在宗庙中拜祖先、会群臣、受玉玺的通知后，立即与两个儿子作了商量，得出的结论是： “赵高杀掉二世，恐群臣诛讨，乃假装行义立我为王。”在情况并不十分明确的形势下，子婴甚至把局势估计得十分严重，他认为赵高让他斋戒庙见，是要在庙中杀掉自己，于是商量策划了诛杀赵高的计划。
跪射弩兵俑子婴接到庙见群臣的通知后声称自己生病，并不前往，赵高派了几批人前来相请，都没有请来，赵高遂亲自前来相请，以宗庙大事为由，劝子婴前行，却被事先藏于密室中的宦者韩谈及子婴的儿子杀死。子婴下令灭赵高三族，并在咸阳示众。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刘邦率军队攻破武关已至霸上（今西安市东），派人对子婴劝降。子婴权衡了天下形势，深深地认识到秦朝的灭亡已无法避免，于是他用绶带系着颈项，乘坐白车白马，作出知罪的姿态，在一个叫“轵道”的亭旁将君王符玺献给刘邦。
从子婴接受王位和投降楚军的情形看，他是一位善于以低姿态处世，能够放弃政治欲求，具有较强生存技巧的人物。赵高曾唆使二世胡亥大肆诛杀皇亲贵族，子婴当时能侥幸免祸，这一条可能是极重要的原因。
子婴以无欲示外，其实是一位十分关心政治且有见地的人物。当年胡亥信赵高之言欲诛杀蒙恬、蒙毅兄弟，子婴面见胡亥，向他讲述了战国时赵王迁、燕王喜和齐王建杀忠任奸，导致国灭身亡的例子，劝谏胡亥说： “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将会导致群臣猜疑，将士离心。”他的观点鲜明，认识切中要害，可惜胡亥没有听进这些意见。赵高杀掉胡亥后曾与刘邦秘密联络，子婴不久即告诉两个儿子： “我听说赵高与楚有约，灭秦宗室而称王关中。”他密切注视着朝廷的政治动向，信息渠道也极灵通，这均是他政治敏锐性的表现。
在被立为秦王的个人命运转折时刻，子婴能清醒地看到赵高的险恶用心，从最坏处盘算不明确的情况，在朝中毫无个人势力的情况下仅凭身边数人，用引奸入室的机智方法，轻易地除掉了朝中权高势盛、为非作歹的恶魔，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时稳定了局面，这是极不容易的，子婴的才能可见一斑。
子婴为王时，秦王朝的大厦已经倾倒，无论他有多么高超的政治才能，已经来不及挽救王朝的灭亡。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 “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司马迁也是赞同此议的。然而东汉时的班固则充分肯定了子婴的贤能功绩，认为子婴为君时秦王朝已是“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因此出降是明智的。这是一种不带偏见，颇有见地的认识。
子婴投降刘邦后月余，项羽率诸侯军队到达关中，他听刘邦手下司马曹无双送来情报说： “刘邦欲在关中称王，安排子婴为相国。”项羽闻之大怒，准备以武力粉碎刘邦的计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在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一山坡名）宴上放掉了刘邦，不久却杀死了子婴和秦朝众皇族，烧毁了咸阳全部宫室，将财宝和宫女与诸侯瓜分，分封十八诸侯王后西返。子婴因为先降刘邦而被项羽猜忌，在楚汉分争的序幕尚未拉开时就殉命咸阳。作为一名末代君主，他得位于破轮沉没之时，虽有顶风舵航之才质，但难挽败亡之局。他在诸侯入关时身遭杀戮，实际上是殉命于灭亡了的王朝，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第二部分：谋道 天下共逐之关于秦朝覆亡的议论
秦王朝以武力灭掉六国，创立了幅员辽阔的一统江山，建国改制，睨视四方，重塑天下，最高当权者个人意志无限伸张，在享受到无限的尊荣时，以为自己的铁铸江山可以自此开始，传至万代而无穷。但现实和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巍巍帝国在垅上耕夫的振臂一呼中顷刻崩溃，社稷胤脉二世而绝。
预料中的万世江山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三年，表面上强大的帝国本质上极其虚弱。这些巨大反差的形成实在不是无缘无故的。
秦王朝建立之时面临与六国贵族的矛盾，与天下民众的矛盾，以及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王朝的最高当权人毫无仁政意识。他们贪图于个人独享天下的目的，为了个人意志的无限伸张，选择了一种权力独揽的专制性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拒绝和本集团内部各政治势力的权力分享，最终把可以争取利用的士人阶层，以及其他皇族枝叶逼迫到了不愿合作，冷眼旁观的地步。最高当权人真正成了与天下为敌的匹夫。胡亥继位后，为维持自己非合法得到的权力而大肆诛戮朝臣，其后又大行“督责之术”，把本来还想维护王朝统治的皇族亲贵更是逼到了叛离与对抗的地步。王朝大厦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力量，自然经受不了任何程度的急风骤雨。
以暴力征服天下的秦王朝在经营天下中仍然崇拜暴力，他们沿用战争年代的方式，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他们不顾多年战乱后民众急需休养生息的需要，为了个人的享受而大兴建设工程，穷极民力，压榨百姓，把无数民众逼到了死亡的边缘。嬴政死后秦王朝面临着一次治政方式重新选择和调整的机遇，但继位的胡亥继续了暴虐的方式，并且变本加厉，终于激反了失去求生希望的民众。正是王朝的统治者为自己呼唤出了遍地的掘墓人。
集权制的专制统治是不受监督、无所制约的权力独占，政权操作因而具有非公开化、不透明的特点，这是权力独占的必然要求。这样的操作方式固然保证了政治权力不为他人所分割和分享，保证了执政者个人意志的最大伸张，然而也极易出现被奸人利用，以售其奸的空隙，尤其是在皇权交接可能发生的“权力真空”期。秦王朝的赫赫统治震慑万民，威及四方，但在嬴政丧命沙丘后的一段时间内，其操纵权绝对地落在了一位宫中宦竖手中，百官大臣不曾丝毫知情。当中车府令赵高按照自己的好恶废置嗣裔，安排后事和朝政之后，大臣们除了认可既成事实，听任摆布与宰割外，已没有其他的选择。恰好赵高是一位满腹险机、诡诈无行的孽物，按照他的意志去处事和治政，王朝迅速 走到了腐败和虚弱的极点。
秦王朝崛起于西部偏远之地，以武力征服关外诸国，始终没有形成自己更为优胜的文化形态，缺少文化理念的军事帝国固然不乏强大，但难以在广阔的大地上扎下根系，缺乏被认同和支持的社会基础。建国不久又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以政治暴力手段对付不相认同的文化现象，表明了他们对历史上治国经验的拒绝和不引前鉴、我行我素的狂妄心态。历史的发展总有自身的惯性，这种惯性会体现在人们对某种固有文化的认同上。秦王朝要改制兴国，不是采取对该文化兼收并蓄，力求超越的文化建设方针，以此引导人们转变为新的文化认同，而是对人们原已认同的文化采取仇视和消灭态度，并对主要负载该文化的读书人采取暴力坑杀的方针。他们以为消除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