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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手书峄山刻石片断李斯以楚国平民之身进入秦国政治核心，获得丞相职位，他惟一凭借的是他的才能。早年见老鼠之状而想到人生，足见他的悟性之高。后来经过荀况的培养，他成了一位学识才艺上佳，出类拔萃的人物，进入秦国后很快崭露头角，得到嬴政的赏识。他曾受命作《苍颉》七章，构成汉代《三苍》的重要部分。相传他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写成范本，对后世影响颇大。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琅邪台刻石》和现几残毁的《泰山刻石》出自李斯手笔，他的书法被后代专业人士评价为： 神虑精微，笔法精尽。是书法中的极品。
从《谏逐客书》中我们能管窥到李斯的文思才情。针对嬴政的逐客令，李斯一是用秦国历史上穆公用五子、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雎的事实及功效，论证了逐客的错误；二是通过秦宫遍采天下良马珍宝，喜纳异国女乐的事实，类比论证了使用六国人才的合理性，进而把逐客说成是重物轻人的表现。最后，他把该事情上升到一般规律的高度，深刻指出：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据此，认为在兼并战争中实行逐客，事实上是把兵器抛给敌寇，把粮食送给强盗。李斯激情所使，一气呵成，他用脍炙人口的语句和优美的文笔，集中论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整个论证紧紧和秦国历史相连，和嬴政熟悉的事情相连，和兼并战争的预料结果相连，对嬴政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李斯是秦国兼并战争的倡导者和主要策划人，他能看清天下大势，把握时机，选准重点，运用灵活的战略方针。秦国兼并战争的顺利推进，包含着对他政治才能的鉴定和确认，也是他职位不断升迁的主要原因。李斯在人生设定中选择以秦国为自己事业的根本立足点，使秦国的发展和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相辅相成，这既是他善于把握天下大势的聪明之处，也是他善于策划自我人生的精明之处。
博取功名，自我实现，是李斯早年人生设计的明确目标，也是他在秦国政治策划的最终动因。当秦国与六国相对立、兼并正在进行时，李斯的许多策划无疑促进了秦国兼并战争的进程；而当秦国完成了统一，面临如何处理集团内部利益分割的主要问题时，李斯的许多建议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迎合最高当权者政治意志的倾向，为此，身为廷尉的李斯不惜与官阶更高的丞相王绾等同僚公开对立和翻脸，任相后也不惜提出对博士儒生打击迫害、封杀私学的拙劣政策。
秦国刚实现统一时，李斯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一起，受命为嬴政拟定帝号，他们初拟了一个比天皇、地皇更尊贵的“泰皇”称号，嬴政犹嫌不足，自定了“皇帝”称号。李斯由此发现了嬴政极强烈的独尊意识，这使他对秦廷有关权力和利益分割的问题极为警觉。李斯还敏锐地发现，嬴政对那些自己内心不同意又不好直接驳回的进谏，总是下批群臣讨论，他是要在下属群臣中寻求支持的力量。如对王绾关于实行分封制的建议，博士淳于越非难郡县制的提议，均是这样。李斯根据嬴政的独尊意识及其对待两个建议的异常程序，已经能够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中基本判断出嬴政的态度，于是他敢于捷足先登，义无反顾地提出与同僚建议相反的观点，他要为嬴政的否决意见提供充分的根据，凭才博宠，讨好最高当权人，以此作为进身和保位的手段。李斯这种不露声色的政治赌博手段两次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能辨清政治风向，顺风使舵，本来就是李斯的过人之处。
李斯因精于用功，后来深受嬴政的宠信，他是嬴政后期几次巡视天下的随行亲臣，身为丞相，权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李斯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三川辖境相当今河南黄河以南，灵宝以东的伊、洛水流域和北汝河上游地区，以境内有河、伊、洛三川得名，治所在今洛阳市东北），儿子们都娶了秦公主，女儿们都嫁给了皇族子弟。有一次李由请假回咸阳，李斯在家中大摆宴席，文武百官都去祝贺，门前车马以千计，李斯感叹说： “我本是上蔡小街的平民百姓，君主把我提拔到这个地位，当今为臣的没有比我地位更高的，可算是富贵至极了。”李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精明，也终于达到了他原初人生设计的目标。
第一部分：失道 秦失其鹿投机政治 出卖灵魂
李斯善于迎合嬴政的政治意志，顺风使舵，这是他猎取功名富贵的一个诀窍。前210年，嬴政猝死沙丘平台，李斯立刻失去了他处事的依托和主心骨，他本是要按照嬴政的临终安排行事的，但在赵高的胁迫利诱之下，李斯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并且参与了伪造遗诏，杀死扶苏和拥立胡亥的政治阴谋。
韩非像赵高是看清了李斯为人处事的内心特征而对症下药的。他说服李斯时一再谎称嬴政的遗诏在胡亥手中，故意造成胡亥已接任大权的印象，使善于顺风使舵的李斯一时不辨风向，无所适从；赵高又以扶苏信任蒙恬作衬托，让李斯真正感觉到扶苏上台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威胁。李斯虽然声称“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仍然坚持不负君主之命的道德原则，但保守功名富贵之心已使李斯的原有信念发生了动摇。最后在赵高的威胁劝说下，李斯流着眼泪感叹说： “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以功名富贵为人生最终目标的李斯，在嬴政猝死后感到无所寄托自己的命运，终于含着眼泪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赵高。
胡亥上台后，李斯失去了往日的尊荣。由于赵高作祟，他连面见胡亥的机会也很难找到。陈胜叛军曾攻略三川之地，李斯因儿子李由失职而受到弹劾，他非常恐惧，为了保持爵禄，想不出其他办法，于是逢迎胡亥之意，曲意发挥韩非的有关思想，向胡亥上书提出所谓“督责之术”，从君尊臣贱的角度论说君臣关系，主张君主应以严罚的手段督责臣子顺从尽忠，以实现独享天下。认为“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秦朝一直实行着严刑峻法的治民政策，胡亥执政期间法令日益严苛，受到时人非议。李斯的督责之论给君主追求享乐、诛戮大臣和暴虐民众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因而胡亥见到李斯该上书后非常高兴，他严行督责之术，把征税多的看作明吏，把杀人众者视为忠臣，于是造成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状况。李斯的督责论是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突出表现。
出身士人的李斯参与秦政后，曾借焚书事件对士人阶层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迫害。博士淳于越在酒宴上提出改用分封制的意见，同时也提出了他的理由，他是从自认的合理划分上下权力以保证秦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意见的。战国时代的尊学之风养成了士人阶层言论无忌，直抒己见的习性，淳于越自然明白他的意见不合嬴政的口味，但他冒死直谏，希望嬴政能认真考虑，改正过失。不管该意见正确与否，其忠诚坦荡的品格是无可怀疑的。嬴政下交群臣讨论此议，当然希望得到支持郡县制的意见，但也有对国家体制再行判断之意。李斯赞成郡县制，也未尝不可，但他在否定淳于越的意见时，把对立意见的发生归咎于私学的存在，并且认为私学的存在会造成人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政治怀疑倾向，以及“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的后果。李斯把如此严重而敏感的政治恶果栽赃给私学，似乎私学与秦王朝的存在势不两立，以此引诱嬴政，借秦王朝的淫威来取缔私学，从而威慑和取消一切对立意见。这位经过私学培养而跻身政治的文化人，为了在政治领域里取宠、保势，毫不客气地对私学栽赃并下了毒手。
文化人对文化的破坏是极内行的。李斯以禁私学为名，争取到嬴政的支持认可，于是策划了一场对中华文化的空前大破坏： 秦国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掉，民间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一律交给地方官销毁，有敢谈论这类典籍的处死，非议时事的灭族，官吏知情不报的以同罪论处，令下三十日后不执行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可以保留的是医药、卜筮、种植之类书籍。如要学习法令，以官吏为师。作为一个文化人，李斯应该明白许多文化典籍的价值，但李斯抱着权势至上的心理去行事，以权势者的眼前需要决定取舍，对培育了自己的文化竟以仇视的心态去破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确属古今第一人。司马迁在为《史记》的写作搜集材料时就已深感焚书的痛楚。他说当时手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而诸侯国和周室的历史记载已被毁灭。这位立志“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大宗对此连声痛叹： “惜哉，惜哉！”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有组织地公开毁灭民族文化，追求文化专制的始作俑者。
以刻石铭文而著名的李斯本是文化人，却以焚书坑儒的手段毁灭民族文化。唐人证山作《李斯》之诗，对其进行讽刺云：
古今都付劫灰余，牵犬东门祸已储。
偏是铭山文字好，不知平日读何书。
李斯的同学韩非说话口吃，善于著书，二人同在荀况处学习时，李斯就自知不如韩非。事过多年，嬴政读到了韩非的著作，非常喜欢，公开表示：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前234年韩非自韩出使秦国，被嬴政挽留。李斯与一名叫姚贾的大臣对嬴政说：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现在大王想兼并诸侯，韩非终究会助韩不助秦，这是人之常情。大王如果放他回去，也是自遗祸患，不如找过错依法杀掉。”嬴政一时相信了此话，把韩非交给狱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