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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
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袖”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人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遭芬兰浴。
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遗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同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想，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一籁俱寂都会使的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
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
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出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械化兵团直捣北京，似乎对来自海上的登陆威胁也很重视。中日淞沪会战时日军杭州湾的登陆和朝鲜战争美军在仁川的登陆都给制家国土防御计划军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心灵上被我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经历投下的永久阴影。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年后我在驻青岛的海军舰队服役时，曾看到山东省半岛沿海高点遍布雷达，火炮、高炮和导弹发射基地。
当时用某要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海军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
现在好多了。我爸爸的出差使我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解放。
那天是“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每家都发了餐券。我们一帮孩子也喜洋洋地会会餐，自动集中在几张餐桌周围。桌上备有啤酒和红葡萄酒，菜则是北京军队传统的红烧肘子、四喜丸子、纯黄花鱼什么的。我们和战士，家属一起大吃大喝，不停地干杯。
那时我的酒量很少，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
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于北蓓来了，板着脸和高晋说什么事，似乎是为汪若海。她可能是为汪若海抱不平或是汪若海托她说情。汪若海的怯懦行为被揭露后，我们一直不理他。我们从小就崇尚烈士，能容忍一个叛徒生活在我们中间么？尽管他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屈膝，我们唾弃的也仅仅是这种不坚贞的行径，就像新朝尽管也对前朝的降臣委以重任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统统列入《贰臣传》。
汪若海自然对这种空前的孤立痛苦万分，他被迫和那些更小的孩子一起玩。好几次我们成群结队呼啸出入时，我都看到他领着一帮打弹弓仗的小孩站在一边，远远地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于北蓓很激动，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她比我们大两岁，大概更能理解情势所迫和不由己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高晋的，她说话吐字飞快，我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你们真是小孩……”，“太没经过事了……”之类的。
后来，汪若海就来了，怯生生地赔着笑，见面就给每人发烟。看到一个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些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于北蓓更多地表示出对汪若海的青睐，跟他坐在一起，为他点烟，主动找些高兴的话引他说，甚至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一起抽烟。现在看来，这一举止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在我的回忆中她的这一形象最鲜明、最不可磨灭。
我发现高晋不在已是下半夜，实际上是当回来进门，我才想起他走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然而一点醉态没有。当时我们的酒都醒了，又饿了，正盘算着去食堂偷点会餐剩下的肉食。汪若海主动请战，最后决定由他和方方摸进去，我和许逊在外接应。高晋没有像平常那样策划指挥一番，而是到里屋闷头躺下，高洋进去和他说，他对高洋也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把他轰开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骑车去了米兰家，他那天也醉了，穿过全城用了几乎一小时骑到米兰家楼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米兰住的那幢楼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从路边第一幢楼开始一幢楼一幢楼地喊过去。
他在黑漆漆的楼群间放肆地大声呼喊着米兰的名字，响亮、嘶哑的吆喝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听来十分疹人，由于没回应显得凄厉、绝望和近乎病态的执拗。那天夜里很多居民都在睡梦中被这惊心动魄的呼叫惊醒，躺在黑暗的床上心烦意乱。我的一些住在那片楼区的同学在一个月后还对我心有余悸地述说他们在暑假期间一个黑夜的遭遇的感受，他们再次入睡后大都陷入可怖的噩梦之中。
接下来大概就是米兰听到了对她的呼叫，她房间的灯迅速在顶屋亮了，在黑鸦鸦的楼群中这扇蓦然出现的明亮窗房无疑给茫然寻找的高晋提供了一个清晰、准确的方位和座标。他在那扇窗房下像叫春的野猫一声比一声高地朝上叫着。尽管我知道那姿态非人类所能，但我的想象还是顽固地告诉我：他是两臂撑着上身蹲踞在那里叫唤的。
这叫声像它乍起时那样蓦地消逝了。这意味着米兰披着上衣下楼来了，同她一起下来的还有她的父亲，那位儒雅可敬的先生显然是不请自来。
可在想见，在这种情形下，高晋和米兰不可能再说什么，据高洋可疑的描述，那位父亲并没有严厉地责任高晋，虽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冒犯和无耻，他请高晋上了楼，还给这个沮丧的少年一支烟让他镇定，而高晋也就抽了，香烟的牌子据称是过滤嘴“中华”。
我不知高晋是否表示了歉意，反正他很快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安静了，神态有些萎靡不振，肯定会感到难受，我后来看到的脸色苍白和疲惫不堪那时便已经像肝炎病人的黄疽呈现出来。
然后他便掐了烟一声不吭地走了。
米兰的表现和反应众说纷纭。有人说她自始自终毫无反应，直到事情结束。有人说她开初流露了对高晋的不满和生气，三人上楼进房间后，她便退出了现场，直到高晋一直呆在自己房间没出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很愤怒，但这愤怒是针对她父亲的。她父亲彬彬有礼的介入被她视为一种不近情理的干涉。她一直冲她父亲叫嚷，试图把高晋带回自己房间照料。我相信并非由于她父亲的阻挡而是出自高晋本人的意愿，他还是走了。
虽然这三种说法不分主次，都有怎样有力的证人和很难杜撰栩栩如生的细节，我还是一下就相信了最后一种说法。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证据，而是我觉得当她父亲坐在高晋对面时，她披着一件外衣气乎乎地站在一旁这情景更为合理。
两位当事人从来没有对我透露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就像此事从没发生过或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传闻和谣言。当然这件事的真相现在确实变得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了，他们如果活着也许早把此事忘了。至今我对高晋和米兰那段昙花一现的关系所达到真实程度，仍无从猜测。就我所知，米兰最终也没到高晋父亲的部队当文艺兵，两个月后当我们和米兰断绝了来往，他们也没再私下保持联系。年底高晋和高洋就当兵走了。那时他已经有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是个驻京部队的女兵。再之后，当我们纷纷走向了社会，在人生旅途上各行其道，殊途不同归，即便再次路遇至多也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招手——就像我们之现在那样。如果我是米兰，一定要有所择求的话，恐怕我也会选择高晋，他当时确实在我们那群孩子中出类拔萃，个子最高，像混血儿一样漂亮，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阅历，这阅历熏陶出他集明朗、残忍、天真于一身迷人气质。如果生逢其时，他本来可以像德帕迪厄那样成为令妇女既崇拜又恐惧的电影明星。现在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成功的小商人之一。
当时，确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俩的互相吸引和彼此迅速接近。米兰来到我们院不再先找我，而是直接到高晋家去。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到来，偶然串门到高晋家，才发现她来了好半天了，两人正聊得开心。我几乎完全被撇在一边，即使在场也是个龙套的角色，只有坐在一边听的份儿，插嘴便显得挺不知趣，往往把他们谈兴正浓的聊天突然打断，两个人一起友好地微笑着然而神态怔怔地望着我。
他们都挺照顾我。我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