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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他们来到了一块小空地上空。在这块小空地上没人其他飞机—一就是说，外科主任还没有来一飞机斜着向下，就飞在树顶上面一点儿，好象飞机轮子已经碰到了树枝似的。一会儿，飞机已在草地上滑行了，接着就在离场边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原来，这块空地并不象在飞机上看到的那样短。
扎哈罗夫刚钻出机舱，一辆小卡车便从林边驶过来了，车上有一位大尉军医，站在卡车的踏脚板上，手抓住开着的车门。
“喂……怎么样？！”扎哈罗夫在还未关闭的马达的隆隆声中大声问。
“我不知道……军事委员同志！”军医一面从踏脚板上跳下来，一面回答说。“只叫我和小卡车等在这里，外科主任来了，就把他送到手术室去。”
扎哈罗夫和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他一只脚踏在踏脚板上，一只手轻轻地拉住车门，就这样穿过了树林。
卫生营设在林区的一个村庄里。在农舍旁边，搭着两个大帐篷。
扎哈罗夫第一个看到的是古特科夫。他坐在作手术室用的帐篷进口处旁边的树墩上，扎哈罗夫从车上跳下来时，他站起来迎了上去，他那已包扎好、用绷带吊着的左手按在胸口上。他的眼睛呆滞无神。扎哈罗夫看到这双眼睛，不等他费力地张开嘴唇、用勉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他死了”，就已经明白：谢尔皮林已不在人世。
在帐篷附近，除古特科夫外，没有别人。远处停着一辆装甲运输车，车子旁边是谢尔皮林的几个自动枪手。没有人等候扎哈罗
夫，也没有人迎接他。大家在等候外科主任，虽然现在已没有必要等他了。扎哈罗夫走进帐篷，穿过手术预备室，那里有个人在呻吟。他一直走到手术室门口，才碰见卫生营营长。
手术室里有两张手术台：左边一张空着，右边一张盖着罩单。在空着的那张手术台旁边，一个穿白色工作服、戴白色工作帽的军医坐在方凳上，侧身靠在空手术台上，他不时用钢笔在墨水瓶里蘸墨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辛佐夫坐在另一张盖着白罩单的手术台旁边，他一看到扎哈罗夫就站了起来。
“军事委员同志……”卫生营营长准备向扎哈罗夫报告，但扎哈罗夫阻止了他：“什么时候？”
卫生营营长没来得及回答。坐在方凳上写字的外科医生站了起来，走到扎哈罗夫面前说：司令在十五点二十四分被送上手术台时，已出现了临床死亡的全部症状。经过检查后，在十五点三十一分验证：由于弹片打断了主动脉，大约在十五分钟以前，已在受伤地点到卫生营的路上死亡。
医生用疲惫的声音好象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伤势一开始就没救了，几分钟以后就会出现临床死亡的症状——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送上手术台时，动手术已经无济于事了。最后只好在这里，在卫生营或在其他地方进行剖验。这种伤是可能立时致死的。但据陪同人员说，他是在路上死的。
“这一切我都写在鉴定书里了。我刚刚写好，”医生说。
“你们有屁用！”扎哈罗夫痛苦地说：“人家说你们医生能起死回生，而现在才过了二十分钟送上手术台，就没有办法了！”
“将军同志，”医生可能是不认识扎哈罗夫，也可能认为对谁讲或怎样讲都没有什么关系，还是用那种疲惫的声音说：“等集团军外科主任来了，他会向您报告他自己的结论的。但战争开始以来，从我手上经过的人，不比他少。能救活的人都救活了，不管怎样希望，要使死人恢复生命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没有尽一切努力吗，难道您自己不懂得这一点吗？难道要我们装出一副能救活人的样子，给死人注射盐水，进行按摩吗？为了什么？为了写一份报告吗？给谁看？又有什么用呢？”
这位貌不惊人的疲惫的中年医生，戴着医务人员的白色工作帽，穿着溅着血点的白色工作服，声音有些嘶哑，但说话的语气却充满了自信，同此扎哈罗夫没有反驳。他知道医生的话是对的。有的人医生能救治，有些人则不能。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已经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您要看看伤口吗？”医生望着沉默不语的扎哈罗夫问。
“让我看看。”
“马上……克里莫娃，”医生转过身来对护士说：“把那个断了脚掌的工兵搬上手术台，准备给他动手术。他从休克中醒过来了没有？”
“醒过来了，他在哼着呢！”
“那您就准备吧！”
之后，医生才和扎哈罗夫走近盖着罩单的那张手术台。
医生拉开罩单，指给扎哈罗夫看打死谢尔皮林的那块弹片，是从哪里进去，从哪里出来的。他想用罩单把尸体重新盖起来，但当他把罩单拉到死者肩膀的时候，扎哈罗夫用手势阻止了他。医生明白了用意，便把罩单放下。
现在谢尔皮林躺在手术台上，象是一个发高烧而失去知觉的病人，身上仅盖着一条罩单，躺在病床上。他的一个肩膀全部盖没了，而另一个裸露的肩膀从罩单下露出一点，象没有盖好被子的活人的肩膀一样。死人的脸一股总是向后仰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看来是向后仰的。但谢尔皮林的脸却并不这样。相反，他的脸稍稍向前倾，而且是朝着扎哈罗夫站着的那个方向。怎么会这样的？谁知道！也许从汽车里抬出来放到手术台上时就是这样的，也许是死了以后医生进行检验时把他的脸转过来的……
为了等候外科主任，还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遗体进行入殓前的化妆。下巴没有包扎，眼皮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使眼睛闭紧。因此他象活人一样躺着，脸稍稍转向一边，好象想倾听扎哈罗夫对他讲话似的。他在和别人交谈时经常是这样侧着头的。不过他现在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而是躺着，侧着头，两眼望着上面，视线越过扎哈罗夫，远远地射向帐篷的角落。他的脸还是活生生的，但眼睛已经没有生气了，已经看不见了，或者相反，却能看见扎哈罗夫所看不见和不可能看见的东西。
扎哈罗夫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俯视着这张活生生的睑和那一双没有生气的眼睛。这时候他不是在想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在使自己的感情习惯于这一事实：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不再存在了。
扎哈罗夫努力克制着这种感情，由于这种感情，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要不是背后的低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准会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带扎哈罗夫来看谢尔皮林遗体的那位医生和另外一个人谈话的声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不是我来给他动手术，”另外一个人说。
“不，我自己来，”那位医生说。
“还是我来吧。”
“不，我自己来。”
扎哈罗夫转过身去，他明白了，他们是在讲躺在另一张手术台上的伤员动手术的事。他向医生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不知是表示赞成那位医生去做该做的事，还是表示允许他离开这里，去做手术。然后他又看了看向着他的谢尔皮林的脸。此刻，他看见了辛佐夫，他知道辛佐夫站在手术台的另一侧，但刚才一直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了，就给辛佐夫打了个手势，表示：“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走出了帐篷，扎哈罗夫离开时，最后听到的是背后医生的讲话声。这不是他讲述谢尔皮林去世经过的那种疲惫的声音，而是另一种声音，他在对什么人说：“手套！”这是另一种带有命令口气的声音：他现在已经在做另一件他应做的事了。
“就这样吧，辛佐夫，”扎哈罗夫走出帐篷后，停下来说。他这样说，好象在这一切之后还需要有个了结似的，仿佛死本身还不能算是了结。
辛佐夫没有回答。他回想起四一年秋天，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叶尔尼亚市郊，他护送谢尔皮林去卫生营，那时，他也是站着，等待着，等他们给谢尔皮林动手术。他一直控制着自己，此刻，突然由于回忆起这件事情而全身颤抖起来，好象这是他的过错——那时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而现在却没有做！
“普罗库廷在哪儿？”扎哈罗夫问，没有看辛佐夫的脸。接着，他抬起头来，看到了辛佐夫的脸色。要是别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停住不问了，当扎哈罗夫却严肃而高声地又一次问道：“我问您，普罗库廷在哪儿？”他这样问，并不是没有发觉辛佐夫的思想感情，恰恰是发觉了，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马上要放声大哭起来的人恢复常态。
“去拍电报了，”辛佐夫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回答说：“报告医生的鉴定。”
“他已经拍好电报，现在到卫生营营长那儿去打电话了。”一个年轻的少尉翻译官从站在附近的人群里走出来说。最近几天来，谢尔批林一直带着他，让他和通信兵坐在一辆吉普车上，以便翻译从德国人那里截获的对话。近来，德国人常明码发报—一他们相互寻找，下命令调动或集合。什么密码、暗号他们都顾不上了，只要能相互找到就行……
“普罗库廷回来后，要他马上到我这里来，”扎哈罗夫说。“既然他不在，那么你报告一下吧，”扎哈罗夫转身对辛佐夫说。他离开帐篷向一旁走了几步，这样就只他们两人在一块儿了。
扎哈罗夫听着，辛佐夫汇报所发生的一切。这件事发生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但这件事本身的经过情况却记不清了。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的情况他记不清了。是在弹片打穿他手里拿着的地图以前听到爆炸声的，还是之后才听到的……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他汇报得很含糊……
但是扎哈罗夫没有打断他的话。也许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知道恰恰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