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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势所必然的。对扎哈罗夫来说，张罗谢尔皮林的后事，不过是对谢尔皮林生前关心的自然继续。这一切他早已看成是自己职务不可分割的部分。
集团军司令和军事委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他们每个人的权利和职责在最高当局批准的条例里有明文规定，—一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职务关系。这种职务上的关系，通常只是在他们相处不好或不正常的情况下，才需要分清楚，在感情融洽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分清楚的。在战争期间，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两人之间从来就不谈你是军事委员、我是司令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问谢尔皮林：一旦你出了什么事故，你要谁当你的遗嘱执行人？他一定会挑选扎哈罗夫。不过，在一个人生前，别人很少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在他死后提出，又太迟了。他的选择不是根据职务上的关系，而是根据和自己亲近的程度，虽然在这里职务关系和亲近程度是不矛盾的，相反，却有着联系。
谢尔皮林自国内战争以来早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他认为工作中最亲近的人，就是他心里称之为自己的政委的人。在国内战争时，他与在察里津附近牺牲的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托尔斯蒂科夫的关系是这样，在这次战争初期与什马柯夫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最近一年半中，与扎哈罗夫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在长年服役期间，如果在他身边担任“政委”这一职务的人跟他对“政委”这个问的理解不相符，那么，他们当然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亲近的关系；因为这个人与“政委”这个称号不相符，就不能算是政治工作人员，而只会给事业带来不利。
在开头的时候，还在国内战争时期，谢尔皮林个人的命运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样子。在他的战斗道路上，曾出现过不易察觉的三岔路，当时凭着他曾受过初等军医教育和自一九一七年春天起就入党的党龄，很可能按照用命运的支配，更确切地说，是按照党的支配，在那些年代里不是当军官，而是当政治干部。
谢尔皮林在部队里服役了四分之一世纪，很难想象自己会担任什么别的工作，但他心里却认为，自己很懂得政委的工作，他认为，即使当时做一个政委，他也是能够胜任的。大概这一点在他和扎哈罗夫的亲近关系中，也是起过作用的。
扎哈罗夫不记得他们是否直接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但在一起服役的这段时期内，他深知自己和谢尔皮林之间不但是你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他也了解你的工作，不但是你象信任自己一样信任他，而且他也这样信任你。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在个人经受绝大的痛苦时，公务又忙得无法摆脱，那么，他事后就会体会到，要是当时无所事事，就会更加痛苦。
起初，在开始的时候，一会儿这件事，一会儿又是那件事来打断你对刚逝世的那个人的思念，你似乎感到无法忍受。由于非常事件与日常事务之间的矛盾，即所发生的事件与尽管发生了非常事件、但还必须处理的日常事务之间的矛盾，你的头脑和心脏似乎要炸裂了。直到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才会明白，事情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务，你发布的一道道命令，你整出的一份份文件，以及你和人们谈论的与这事完全无关的一些事情，才帮助你克服了在最初的时候所感到的痛苦。
而扎哈罗夫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因为战斗还在进行，部队要继续执行任务：尽量对龟缩在明斯克以东地区的上万名德国人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分散并加速冲出包围圈。
这一整天直到深夜，扎哈罗夫花了不少精力，要下命令，发指示，找人，打电话，拟密码电报，写报告，回答上面的查询，答复下面的问题，跟政治副军长和政治副师长谈话，还要和带来了德国人的新文件的七处工作人员谈话。
扎哈罗夫在别的日子里也得做这些事，但今天做起来感到格外吃力；因为除了那些不管谢尔皮林是活着还是死了总是要做的事情外，现在又增加了一些与谢尔皮林去世有关的事情。
不但要口头，而且还要用书面，把发生的事情向方面军报告。方面军要求这样做，同样，最高统帅部也要求方面军这样做，因为在这次战役即将胜利的紧张时刻，集团军司令的牺牲是个非常事件。
在外科主任的鉴定送上去以前，要先看一下，要把他和集团军卫生部主任找来，给他们指示，告诉他们把谢尔皮林的遗体送往哪儿和怎样护送。还要谈一谈已经在后勤部做的棺材的问题以及为谢尔皮林建立临时纪念碑的问题，不管把他葬在哪儿，临时纪念碑要马上建立，还要商量一下和安葬地点有关的安葬仪式。
军队和人一样，没有头是不成的。当证实谢尔皮林确已死亡的医生还在卫生营，还没有离开手术台的时候，临时指挥集团军的参谋长鲍依科在签发命令和指示时，已经不用参谋长的名义，而用代集团军司令的名义了。如果今天还不知道司令牺牲的消息，那么，明天整个集团军从上到下反正都会知道的，需要研究一下用什么方式把这件事告诉大家。
关于安葬的问题，一直到深夜还没有决定。虽然这类事情在战斗进行的时刻是不能拖延的，今天牺牲，明天向遗体告别，还得继续战斗—一这一点大家都懂，扎哈罗夫也同样懂得。不过，在他们的集团军里，司令牺牲的事是第一次发生，所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怎样安葬和葬在哪里？
扎哈罗夫知道谢尔皮林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莫吉廖夫，因此他本人认为应该把谢尔皮林葬在莫吉廖夫。或者葬在谢尔皮林曾经率领一个团在那儿防守的郊区，或者葬在市中心第聂伯河的陡岸上，——一这也是个好地方。
扎哈罗夫在白天把发生的事打电话告诉李沃夫时就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李沃夫没有表示异议，但吩咐写个书面报告。
过后不久，巴久克亲自打电话来向扎哈罗夫询问关于谢尔皮林牺牲的详细情况。巴久克却持另外一种意见。他说，要建议把谢尔皮林葬在明斯克，因为谢尔皮林领导的集团军不仅在莫吉廖夫战役中，而且在整个白俄罗斯战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战报，明斯克已经解放，应当把他安葬在明斯克I要不是他打得出色，把德国人紧紧拖住，那么，现在还得在明斯克歼灭这股德军！
从巴久克的意见中可以感到，他要强调这一点；虽然明斯克是由别的方面军攻克的，但他们的方面军所起的作用也不小，因此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集团军司令是有权光荣地安葬在白俄罗斯首都的。
虽然扎哈罗夫本来没有想到要把谢尔皮林葬在明斯克，而现在他认为不管对谢尔皮林来说，还是对集团军或方面军来说，这样做是公道的。
“我要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巴久克说。“还要用高频电话和白俄罗斯人联系一下。我深信他们是会支持的。”
鲍依科则有自己的看法。跟往常一样，他的看法不仅是他独有的，而且是出人意料的。
“应该通过莫斯科，通过后勤部，通知司令的亲属。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毕竟他的父亲还在世，还有一个孙女儿需要抚养。不管葬在哪里，应当派飞机把亲属接来，至少把父亲接来。”
扎哈罗夫同意了鲍依科的意见，他负责给空军司令打了个电话，问能否明晨派一架“陶格拉斯”飞机去梁赞接谢尔皮林的父亲，把他接到他儿子安葬的地方，譬如说，莫吉廖夫。空军司令答应派飞机，并且问了谢尔皮林牺牲的详细情况。于是，扎哈罗夫又得给他讲一遍。
究竟把谢尔皮林葬在哪儿，一直到夜里还没有得到通知。十点多钟，李沃夫打电话来，突然问起扎哈罗夫打算怎样处理谢尔皮林的私人财物、个人证件，可能还有信件。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扎哈罗夫回答说，等一会他亲自去处理这些东西，明天早晨汇报情况。他认为李沃夫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李沃夫没有反对，而是说：“我等您的汇报。”
这时，扎哈罗夫便问他：关于安葬的事，有消息吗？
“已经给斯大林同志发去密电。把我们这里的两种建议都告诉了他：明斯克和莫吉廖夫。目前还没有回音。如果您认为给您的答复会早一些，那您就以军事委员的名义去问问安葬你们集团军司令的事。您自己……”
起初，李沃夫关于给谁的答复会早一些的话，扎哈罗夫以为是在讥笑他，但后来，听李沃夫的口气，他明白，李沃夫不知为什么确实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和李沃夫通话完毕后，扎哈罗夫想了一下，拿起听筒，用高频电话和莫斯科通电话——以前他从未和莫斯科通过话。扎哈罗夫通报了自己的职务，要求报告谢苗诺夫同志（斯大林当时的代号），请求和他通话。
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是斯大林的助手。这位助手他说斯大林此刻有事，等他一有空，就向他报告关于电话的事。
扎哈罗夫说，他以集团军军事委员的名义向斯大林请示，准许把在今天明斯克解放之日牺牲的集团军司令安葬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他放下听筒后才领悟到，为什么李沃卡对他说“您自己去问”。大概他和巴久克发生了意见分歧，所以在密电中不得不把两种意见同时报上去。他认为先开口询问扎哈罗夫是赞成葬在明斯克还是赞成葬在莫吉廖夫，有损自己的尊严，不过大概他以为扎哈罗夫仍旧赞成葬在莫吉廖夫……
扎哈罗夫不知道莫斯科是否会给他回电和给他怎样的答复，但在这以后，他马上跑到鲍依科那里去签署战况综合报告，并把打电话的事告诉鲍依科，让他知道有这回事，免得有人问到他时使他感到尴尬。
鲍依科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不满意地摇了摇头，表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