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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辛佐夫知道，他和塔尼雅见面的希望破灭了。他原来想，要是谢尔皮林葬在莫吉廖夫的话，他明天总能设法到塔尼雅那儿去一次，和她谈一下他自己对他们今后生活的想法。虽然这事是不能耽搁的，但是现在只能拖到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再说了。
“现在你把他收到的那些信给我。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扎哈罗夫说。
辛佐夫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些信起先是从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寄来的，后来是从一个友邻方面军寄来的。他在战地邮局替谢尔皮林投寄复信时，还在信封上看到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谢尔皮林的病房里见过的那个女医生的姓名。
他已经把谢尔皮林备用制服口袋里女医生的四封信都拿出来放好了。他正想问问扎哈罗夫怎样处理这些信件，这时就把包在报纸里的扎好的信拿出来。这些信在谢尔皮林的口袋里本来是随便放着的，后来辛佐夫看到了，就把它们用纸包了起来。
“我去通知她，”扎哈罗夫拿了信说。“应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她。信箱号码有吗？”
“那边信封上写着……”辛佐夫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他已经考虑过的那个棘手的问题讲了出来。谢尔皮林昨天晚上给她写了信，但没写完，这封未写完的信和她的几封来信一起放在制服口袋里。辛佐夫拿到这些信时，发现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原先他准备自己附上几笔，说明所发生的事，然后把信寄给她。他走近墙边，从挂在钉子上的谢尔皮林的备用制服里取出了仅写了半页的信，把它放在扎哈罗夫面前。
“这是他昨天夜里开始写的……”
扎哈罗夫低着他那头发灰白的圆脑袋，慢慢地读完了信。然后把信对折，再对折，好象要把它封好似的。
“我要把这封信和她的信一起寄去。让它们都到她的手里。”他朝辛佐夫瞥了一眼，补充说：“你等安葬后再写信，把安葬的情况告诉她。”
“我会写的。”辛佐夫说着，心里在想：这个女人比其他任何人更需要参加谢尔皮林的葬礼。让她朝棺材里看他一眼——这是她最后的一点希望了。扎哈罗夫不会不考虑到这个问题。但他大概不可能办到，所以没有提。
“回来后把经过情况告诉我们，”扎哈罗夫说。“弄清他家属的情况：他们需要什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能从我们集团军里寄些什么……早晨七点到我这儿来一下。可能还会想到什么，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在哪儿过夜？”
“在隔壁小屋里。”
“去睡吧。”扎哈罗夫往桌子上看看那里有没有墨水和笔，他看到后，便补充说：。我还要在这里坐一会儿，给她写封信。要是今天不写，就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了。’
辛佐夫走了出去，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好象他做了不该做的事：自己走开了，却让另一个人留在这个房间里，坐在谢尔皮林的位子上。
但扎哈罗夫已经下了命令，他就只好走出去了。
扎哈罗夫一个人留了下来，他两手抱着头，一动不动地在桌子后面坐了几分钟。他振作起精神，把谢尔皮林未写完的信又看了一遍，然后给她写信。
“代他写完，”他在一片寂静中自言自语地说。
谢尔皮林只写了十行字。上面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说他还活着，身体健康，一切都非常好，——他就是这样写的：“非常好”，天气很好，肩膀不痛。以前阴雨天要痛，而现在的确不痛了，一切都很好。他叫她的名字：“亲爱的奥丽雅①”。
“好象这个人也不存在了，”扎哈罗夫指的不是已经死了的谢尔皮林，而是指她，她曾经活着，但现在也不存在了。写这些信的“亲爱的奥丽雅”不存在了，因为她写这些信的对象再也不存在了。他从谢尔皮林那儿知道，她已经四十岁了，所以觉得她特别可怜。女人年纪越大，她被人称为“亲爱的奥丽雅”的时间就越少。
桌子上放着谢尔皮林的拍纸簿。他昨天晚上就是用这本拍纸簿的纸写信的。甚至透过纸张印下来的字母的凹痕还留着。因为他不是用钢笔写的，而是根据多年的军人习惯，用铅笔写的，落笔很重。为了不让这些字母的痕迹留下，扎哈罗夫撕去了两张纸，于是就动手写信了。他斟酌着每一个字，以便写得简短些，他认为——也许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悲痛的事情是不需要详细描述的。
写完以后，他把这封信连同她的四封来信和谢尔皮林没有寄出的信一起放在自己的图囊里。扎哈罗夫认为，这些信不能通过战地邮局寄去，而是要托人带去。但怎样做更好，现在想不出来，脑子开不动了。
他拿起电话听筒，命令说，如果鲍依科还没有睡的话，给他接通电话。作战值班员报告说，鲍依科中将和炮兵司令一起到捷列宾基后勤部向谢尔皮林的遗体告别去了。
扎哈罗夫打电话给鲍依科是想问问，库兹米奇到他那儿去了没有。值班员说，库兹米奇将军还在路上。他曾在三Ｏ七师待过，不久前乘车经过军司令部。
“原来这样。”扎哈罗夫放下听筒，想到今天库兹米奇比谁都跑得远。三Ｏ七师正在收紧包围圈，连联络军官也只能坐飞机才能到那儿。而库兹米奇却能设法乘车来去……
扎哈罗夫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准备走了，这时他看见一个空的红色文件夹放在桌子边上。于是，他回忆起，不是在这个小屋里，而是在另一间小屋里，和谢尔皮林坐在一起，看放在这个红色文件夹里的政治情报摘录，这些资料是在发动进攻前摘出来给集团军军委参考用的。在他和谢尔皮林一起看过的这些资料里，综合反映了最近几星期来的士气，指出士兵们的情绪大体上是健康的，他们怀着对胜利的信念和粉碎法西斯分子的决心。但这些情报中还举出了——按照情报编者的说法——个别情绪不高的例子。已经打了三年仗的人们，有时不大敢相信自己在未来的进攻中能够活下来。有时，从他们的谈话和所写的家信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他们心底的希望：在参加战斗以前和亲人告别，而以后还是能够逃避死亡，活着回去。
“那有什么呢，”当时扎哈罗夫满意地说，因为这些资料再一次证明，虽然人们在战争中已经感到很疲倦，但在发动进攻前夕，集团军的士气是高的。总的说来，应该承认，这个文件中反映的情况是不错的。
但是，他突然看到谢尔皮林脸上那种忧郁得出奇的神色，不由得大吃一惊。
“总的情况是不错的，”他说。“如果我们不辜负对我们的期望，在这次进攻中伤亡比以前少，那就更好了。有这么好的装备，有这么大的实力，不好好干真是罪过！我们平常总是说：‘伤亡过多’，难道能说‘伤亡甚少’吗？有关人的生命问题，怎么能说伤亡太少呢？不管伤亡的人数多么少，毕竟有人死了……在补充缺额、替换、调动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和别人都说，不可代替的人是没有的。的确，是没有的——这话并不错。但是，可代替的人也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代替的人。你怎么去代替他呢？如果别人代替了他——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了。”
“是的，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了。”扎哈罗夫的脑海里又问过谢尔皮林的这句话。
当时他感到这句话很奇怪，但现在，当他一边望着桌子上这个空的红色文件夹，一边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第二十六章
辛佐夫没有飞往莫斯科。夜里，鲍依科作出了另外一个决定。他想起谢尔皮林所以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分手，是因为他们成了亲戚。所以他决定：既然是亲戚，那就该把他派到莫斯科去参加葬礼；况且他当副官的时间比辛佐夫长，对死者家里的事情也比较了解。
早晨，辛佐夫去见扎哈罗夫，看到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忧伤地坐在小屋旁边的一张凳子上，他以为叶弗斯季格涅耶夫将和他一起去。但扎哈罗夫向他解释，为什么决定不派他去莫斯科，而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去。
“你把自己本来要带去的东西部交给他，把他送上飞机。一直到飞机起飞……回来后马上到司令那儿去。他对我说，要亲自决定你今后的工作问题。”
“亲自！为什么亲自？”辛佐夫想。
“你送他去，一直到飞机起飞，”扎哈罗夫又重复了一遍。“我和司令要下部队去。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他说话的语气似乎表明，尽快是由于工作分不开身，但不能送上飞机，对死者终究抱有歉意。
扎哈罗夫称鲍依科为司令时，带着一种虽然不易察觉、但还是可以察觉到的含意，这使辛佐夫意会到：任命鲍依科的个事已经决定了。
事情确是如此。还在昨天夜里，巴久克和最高统帅部驻方面军司令部的中将代表一起打电话给莫斯科，申述了一致的意见：提请任命鲍依科中将为集团军司令，并且希望上级尽快作出决定，因为更换司令正是在战役最紧要的时刻。
这件事当夜就向斯大林报告，并且立即被批准了。
“我们走吧，我把准备带到莫斯科去的……都交给你……”辛佐夫走出小屋，对站起身向他走来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
扎哈罗夫走过他们身边，下了台阶，坐进吉普车。车子开到鲍依科的小屋门前。就在这时，出现了鲍依科高高的身影。新司令没有和扎哈罗夫打招呼——大概他们今天已经见过面了，他走向停在前面的自己的吉普车，坐上车子。于是两辆吉普车便开走了。
辛佐夫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默默地目送着沿着乡村街道向前开去的车子。一个月以前，辛佐夫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手中接过了不太复杂的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