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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杰米耶夫用责备的目光朝他看了看，然后说：“等我有空就叫你。”
当天夜里阿尔杰米耶夫就把辛佐夫叫来．劈头第一句话就责怪他说。
“你自己怎么不想一想！在我还没跟大家见面以前，我怎么能把你派到团里去！你干吗当着大家的面，这么急不可待地要跟我谈？弄得我和你自己都很尴尬。”
辛佐夫向阿尔杰米耶夫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性急，就把玛莎的事告诉了他。
阿尔杰米耶夫起先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认为早已死去的妹妹竟然还可能活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开始问辛佐夫，塔尼雅的情况怎么样，伤势重不重，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他已经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塔尼雅负伤的讯息。当他听到塔尼雅的伤势确实不重后，他突然想起他刚接到的一份战报。这份战报里说，他们的友邻部队已经逼近格罗德诺，一九四一年他的母亲同玛莎和辛佐夫的女儿就留在这座城市里。
“假如她们都还活着，我们就可以重新团聚了！”
他刚一说出口，就看到辛佐夫神思恍惚，正想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团聚”的。他看出了这一点，但一句话也没说，他明白，这种事情应该让当事人自己去斟酌。
他做得对，辛佐夫很感激他，因为他不再讲塔尼雅的事了。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那时表面上的漠不关心恰恰是最大的关怀。
人们通常认为最糟的事莫过于死，然而死并不那么可怕。相反，死倒是件好事！辛佐夫的前妻也许还活着，而塔尼雅本来可能被打死，但毕竟还只是受了点伤。他自己打了三年多仗，负过六次伤，也活了下来，而且医生们还认为，他的身体确实非常健康。可是，他头脑中却经常产生一种荒唐的想法：死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在来前沿的路上，当他经过谢尔皮林中弹身亡的地方，这种想法又出现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到师部去总得穿过这片树林。
关于谢尔皮林的葬礼情况，辛佐夫是从库兹米奇将军那儿听到的。库兹米奇从莫斯科飞回前线后，第二天早晨就到作战处了解战况，看到了辛佐夫，便对他说：“你办完事到我屋里去一趟。”
辛佐夫在午夜十二点之后来到库兹米奇的屋子里。库兹米奇和他的副官，手风琴手维克多一起坐着。
“我们刚从部队回来……正好在喝茶。来，跟我们一块儿坐坐。”
在他们喝茶的时候，库兹米奇谈着他视察部队的情况。
“短兵相接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稍微离远一点看，你就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把德国人揍得多狠啊！”
等到喝完了茶，并打发副官去睡觉以后，库兹米奇才开始谈谢尔皮林安葬的情况。
他把留在长凳上的手风琴挪到自己身边，拉开来，又合拢，碰上了锁，然后又把手风琴从身边推开。手风琴发出一声悲切的长鸣，就没有声音了。
“我们也是这样，”库兹米奇感叹起来，似乎他推开的不是一架手风琴，而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人。接着他谈了在莫斯科安葬谢尔皮林的情况。葬礼很隆重：“灵枢用炮车送到墓地，致了悼词，献了花圈，还放了礼炮。不过送葬的人不多。前线的战友没空去，亲属呢——有的早已去见上帝了，有的已经战死沙场……”
“她的儿媳妇参加了葬礼，就是已经嫁给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那一位。为了让她参加葬礼，单位里准了她假。他父亲也被接来了。老头子同他老伴一起从梁赞到了莫斯科。起初我心里感到纳闷，难道她是谢尔皮林的母亲吗？后来，她放声哭喊起来，哭声响彻整个公墓，于是我才明白：原来是他的后母！亲生母亲是不会这样哭喊的。老头子扯了扯她的手臂，她马上就收住了哭声，站了起来。我没想到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的父亲还健在，我从来没听到他谈起过。我们离开公墓向汽车停靠的地方走去时，我扶着他父亲，可是老人不让我扶，他说：‘没关系，我已经给三个女婿和一个儿子送了葬，我该往哪儿去，我自己会去！’”
说到这里，库兹米奇没有再说下去。大概他想到了自己。
从这次深夜的谈话之后，辛佐夫没有再看到过库兹米奇。不过后来他听到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库兹米奇仍留在集团军，当鲍依科的副手。
连日来，我们一直在清理进攻路线上的战利品，坏的军车被拖走了，好的军车也开走了，然而一路上仍旧可以看到德军惨败的痕迹。过路的人不由得不想到德军的这次惨败。辛佐夫也是如此。
在战争中，正常的感觉变得迟钝了，而且也不可能不变得迟钝；如果人们的感觉仍旧和平时一样，那倒反而不正常了。一个躺在路边、穿着异族军装的死人，已经不能看作是一个普通的死人。按人之常情，一个人的暴卒是一种不幸。但是在战争中，一个穿着异族军装的人的死，却不能认为是一种不幸。那些涂着敌国标志、被炮火炸得歪歪扭扭或者被烈火烧得凹凸不平、挤成一堆的军车，也不会象平时一样，被看作可怕的惨剧。在战争中，这些被摧毁的敌军武器以及敌人的尸体之所以不能看作是一种不幸，其原因就在于它间接或直接地都是你本人努力的结果，而你在作这种努力的时候，自己也可能死去。
然而，你尽管是胜利者，可是沿途从树林里穿着异族军装的无数尸体上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恶臭，仍然是一种不幸的气息。任何目睹敌军惨败景象的人，都不能不感觉到战争带来的这种不幸气息，虽然他们对自己的报复行动的正义性深信不疑。
从师部到团部，辛佐夫也是搭一辆顺路的军车去的。这辆军车运送弹药到火力阵地去。
他坐上军车，车子刚开动，就听到前方又响起了枪炮声——迫击炮、火炮，似乎还有坦克炮。公路起初在树林里绕来绕去，然后进入开阔的伐林地带。这里乱七八糟地扔着一、二十辆被击毁的德军坦克、强击炮和装甲运输车。再往前，在树林深处，可以看到整整一个纵队被烧毁的军车。
路边可以看到被坦克夷平的炮兵阵地，我军的大炮被埋在堑壕里，炮口从地里戳了出来。
“前天这里打得很厉害，”司机洞说到这里，骂了一声娘，刹住了车。“又碰到钉子，真倒霉！”
但是，这回却不是钉子，而是炮弹的碎片。这是一块三角形弹片，三只角尖尖地向上翘起，仿佛有人故意做好后，扔在车轮底下似的。
司机在换轮子时，辛佐夫在车子旁边踱来踱去，谛听着远方继续响着的枪炮声。为了尽快把车子修好，应该给司机帮一下忙，但是换装车轮恰恰是假手不能胜任的活儿。
路边停着一辆吨半卡车。林间空地上，在几辆德国军车之间有几个人在走动。
“管理战利品的人员，”辛佐夫想。他转过身子，又看到了象手指一样异样地戳出地面的炮口。他全然不知，离他几步之外，就是他以前的三连连长瓦西里·阿历克赛耶维奇·丘贡诺夫牺牲的地方，他还以为今天能看到丘贡诺夫呢。
当他们重新坐上汽车以后，先前突然响起的远方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
“是啊，塔尼雅也碰到这样的情况，”辛佐夫坐上汽车后，想起齐娜依达曾对他说过，塔尼雅是怎么负伤的。“车胎被钉子或弹片戳破了。在打气的时恢，德国人冷不防……”
然而，现在附近没有一个德国人，只有横在地上的尸体。在整个伐林地带，在目力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尸体……
汽车驶上了另一条林间公路。有一棵树上钉着一块木板，上而用化学铅笔写着“伊林团”。草地上躺着几个伤员，在他们旁边有一个护士。这时辛佐夫又想到了塔尼雅。护土挥起手来，司机摆了摆手，表示回去时再把伤员带走。
“那时她也想到卫生连去工作，”辛佐夫想着塔尼雅。“但上面没有批准。要是批准了，情况可能会完全两样……”
司机拐了一个弯，向炮兵阵地驶去。辛佐夫跳下车，走了十分钟路，就到了指挥所，站在三三二团副参谋长杜德金大尉面的。这时，杜德金正在打电话。
打完电话以后，杜德金以主人的身分彬彬有礼地问道：“我听候您的吩咐，少校同志……”
他的意思是：你是少校——我看到了，但你到团里来有何公干——我可不知道。
杜德金看了辛佐夫的证件，还给他以后，报告说，团长在离这儿一公里半的观察所里。他在那儿主持受降仪式，战斗结束后，有一支德国部队表示了投降的愿望。“表示了投降的愿望”——一他就是这么说的。
辛住夫暗自笑了一下，看了看这位勤勉的年轻大尉，心里想：今后，这个小伙子就是他在团部里的助手。“你也许是一个好小伙子于，可是说话未免太书生气了。”
“战果怎么样？”
“击毁坦克两辆、自行火炮一门、消灭敌军近一个营，”杜德金对答如流地报告说。“我们的损失还在统计……”
他的报告就象打字机上打出来的报告一样清楚。
“对，今后都得称我们的了，”辛佐夫心里想。“我们的团，我们的伤员收容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战绩，我们的团部……”
在这个简单的想法中包含着某种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似乎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近来才产生了不仅要继续战斗，而且要继续活下去的愿望。他就是要在这个团里，“我们的”团里活下去，一直到战争结束，永远不再离开这个团。
接受德国人投降的仪式并没有象伊林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伊林原先认为，这支队伍拼命突围，为首的一定是一个将军。
昨天，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