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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扎瓦里欣，伊林说：政治副团长差一点又象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那样，被调到方面军政治部七处去。花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留了下来。
关于扎瓦里欣的这件事，辛佐夫还不知道。当时，在德国人投降以后，扎瓦里欣曾被调去做了两个月的俘虏工作，但他争取回到了部队。回来后还晋了级。到七处去的时候是政治副营长，回来后当了政治副团长。
“我生怕人家把他从我这儿凋走，” 伊林说到扎瓦里欣时仿佛是在谈什么不忍割爱的家珍。“我力求不偏爱任何人，但对他却有偏爱。”
伊林竭力不偏爱任何人，对此辛佐夫是了解的。他作为作战处的军官，经常要到各个部队去，见过各种不同的指挥员，善于识别装腔作势和真正的紧张。那些慌忙地叫喊出来的“是’、“明白”、“照办”可以蒙骗不少能力不强、不能明察秋毫的首长；而只有在真正严格和精通军事的指挥员那儿，他的部下才会表现出真正的紧张。
伊林的团里不是一般的紧张。他们那里都能坚决执行命令。同一道命令不需要重复第二遍，也不需要再听第二遍。这可以从伊林本人的作风以及他部下的行动中感觉得到，甚至也可以从护马兵现在的行动感觉得到，他和他们保持着二十步的距离，一路上始终没有改变过。
“才二十四岁……”辛佐夫心里想着伊林，突然问道：“你的几个妹妹现在几岁了？”
“大妹妹十九岁，二妹妹十七岁，小妹妹十六岁。她们长得都很漂亮。我象父亲，她们都象母亲。不过，我担心，在战争的年代里她们找不到对象。经过这样的战争以后，不可能把个妹妹都嫁出去。”
“未必会这样吧，”辛佐夫说。
“你知道我的母亲现在多大年纪？”伊林说。“四十三岁。她十九岁生了我，三十五岁做了寡妇。一九四一年我在蒂拉斯波服役，她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同意她再嫁。”
“要你同意干吗？”辛佐夫问。
“如果我表示反对，她就不打算再嫁。”
“你同意了？”
“当然罗。那时她才四十岁。而且那个人我也认识……五月间我祝愿母亲同她的新丈夫幸福。到了九月，我写信告诉她我们已经突围，她回信说：‘谢天谢地，你总算还在，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已经死了，我收到了阵亡通知书。’三九年我去服役时，她还年轻、漂亮。从那以后就没见过，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时我们离她很近，只两百俄里。”
“当时你没跟我说。”
“干吗要自寻烦恼呢？那时谁会给我假期？上星期我给在邮局工作的大妹妹写了一封信：既然根据法令规定，现在不能收你，你就志愿到部队来当通信兵。到前线来——一就可以嫁人。只有这儿可以……你笑什么？你以为由于这个缘故而争取到前线来的姑娘还少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只要她们能够老老实实地工作。”
“我问你，尼古拉，难道你在前线真的没有爱过什么人吗？”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②，”伊林说。“目前没有，从去年夏天我们重新投入战斗以来一直没有过。你正好是要女儿吗？还是要儿子？”
①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②伊林的爱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阵亡。见《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一部第二十二章。——译者
“她要女儿。”
“为什么要女儿？”
“不知道，”辛佐夫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她没有讲。”
“依我看，还是儿子好，”伊林说。“战争结束以后，留下的女人本来就会比需要的多。”
他说过以后，自己也笑了起来。
“我们习惯于从战争的角度衡量一切，希望男人多一些……可是等到你的女儿长大成人的时候，就会同战前一样，一个对一个了……”
辛佐夫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他脑海里浮起了他同塔尼雅在集团军汽车修理场附近分别的情景。
从那里每隔一两个钟头就有一辆卡车开到莫斯科去装运备件。人家答应让她坐在驾驶室里，可是辛佐夫不能等到她走，他得赶回去执行任务。她一个人留在那儿等候卡车，他自己坐上吉普车走了。
她要女儿，而他无所谓—一儿子也好，女儿也好，只要她本人平安无事。他为她担心，特别是在她拼命束紧腰带、不让别人看出她怀孕的那段时间。
令人奇怪的是：她起初说无论怎样都不要，当她突然感觉到他不小心的时候，就生他的气。但到后来，在他们一个月没见面以后，她突然心平气和地说；既然有了，就准备生下来！
当他责备自己，说自已没爱护她的身体时，她摇摇头说：“你真笨。你不明白我正要为这件事感谢你呢！我要做一个女人，象所有的女人一样，这难道你不明白吗？”
后来，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过夜，因为那天很凑巧，和辛佐夫同住在一间土屋里的人，一个到前沿阵地去了，另一个到其他地方去过夜了。
那天夜里，她同他窃窃私语，直至清晨，尽说些蠢话：“我是温柔的，我是善良的，我是个女人。”好象他不知道她是个女人，不知道她是温柔的、善良的。
她把嘴凑在他耳边，仿佛在诉说着内心的隐秘：“自从我知道以后，我就决定今后不再喝一滴酒，不再抽一支烟。你以为我自己没感觉到我的嗓音嘶哑了，人变得粗鲁了，还学会骂人了吗？”
后来，在回答一开始就盘旋在他心头的疑问时，她说：“我把孩子生下来后，自己照看一个时期，然后把她留在妈妈那里，我自己回到你这儿来！”
“你生产以后再说，”辛佐夫说。“到那时，战争也许完全结束了。”
“不会结束的，”她说。“我对自己很了解，我不能让你在这儿而自己留在那儿。假如我们两人都在那儿——那是另一回÷事……”
“你胡说些什么啊，”他生气地说。“我们俩怎么能都在那儿呢？可你现在可以留在那儿。谁会离开吃奶的孩子上前线去？任何法令中都没有这种规定。”
“什么规定不规定的，你别说了吧，”她说。
他明自，她放心不下的是他的那只手。他也明白，战争使她厌倦了，假如他现在能同她一起走的话，她会感到幸福。但是，她不会说这样的话，而且她认为她自己也只是请假离开前线。
他好久不能理解，为什么她突然改变了对这一切的态度，仿佛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的想法有了根本的转变。以前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生孩子，她再三说：“我不要！”想起去年的塔什干之行，她就变得粗暴起来。她说，“现在后方的女人多得很，男人却屈指可数。你怎么能叫我离开你呢！你以为我们中间没有那种可怜的女人吗？她们做梦也想到前方来，为的是要做一个女人！在这儿至少有人看看她。在那儿连看也没人看！”她讲的话。同今天伊林提到他妹妹时所讲的话，完全一样。
她患了伤寒症住院，并在后方生活了四个月以后，在去年六月间回到了前线，头发剪得短短的，人变瘦了，手里一直夹着自己卷的纸烟，连说话也跟以往不同，变得生硬、粗鲁起来。她竭力打起精神，掩饰自己的虚弱。他觉得她整个人就象没有愈合的创伤，只是面上结着一层痂。
在这儿前线，她对人们的苦难看惯了，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后方；她却对人们困苦的生活忍受不了。她可怜他们，但爱莫能助，所以她变得粗暴起来，动不动就生气，而他正首当其冲。
她抱怨他们见面的次数太少：不是她不能留在他那儿，就是他不能到她这儿来．虽然她为此作了一切努力，但是他们仍旧象生活在两个城市里一样。在前线，如果不忘掉别人，就无幸福可言。连一夜的幸福也不会有。在前线，幸福总是短暂的，总得要不顾其他的一切才能得到，因为别人就连这一点也得不到！至于在其他的时间里，如果你要别人把你当人看待，你就得考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有一次，她害怕自己已经怀了孕，就责骂自己，说这是逃兵行为，还说了其他一些话……怎么劝也没用，直到后来，她自己弄清楚，这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事情弄清楚后，她却噙着眼泪，显出疲劳、痛苦的神情，低声对他说：“大概是伤寒帮了我的忙，没出什么事。我瘦成这个样子，今后怕是不会生育了。”
但是，以后她仍然忘不了这件事，而且经常提醒他。她恼恨地说：“你怎么啦？想把我从战场上撵走吗？”
他有时真的想把她从战场上撵走。这样，就只需要让她为他担忧，而他自己可以不必为她担忧了。
当他提到孩子的时侯，她气呼呼地打断他的话说：“住口！要是我不会生育，战后我们去领一个。”或者，当她想到她的女儿还可能找到时，她就要他相信，她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后母。
“你应该有自己的孩子，”他表示反对。
“应该，当然应该，”她突然同意了。“只要战争一结束，我们就找个地方住下，每夜都尽力而为。”
她怨恨战争，故意用粗鲁的话撩惹他。但是，在这些粗鲁的话中，有时会透露出一缕柔情，为此，他似乎更爱她了。
“够了，别抽了，戒了吧！”他看到她一支接一支地卷着烟卷，就责备她。
“不抽……战争一结束，我第二天就不抽。要是你要我这样做的话，当天就不抽！”她继续抽着烟说。
“抽得浑身都是烟味。”
“你讨厌的话，就别吻我。”
“不，我并不讨厌。可是你瞧你自己成了什么样儿！请你戒了吧。你有……”
“别提我有病了，听腻了！我知道自己是个废物！你让我见鬼去吧，你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