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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动了动嘴唇，说了声“谢谢”，但是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等打完仗以后再说”这句话好象是在提醒她，人总是要死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上尉今后还得打仗，现在就认女儿未免太早了。她竭力克制自己，但是爱情和恐惧煎熬着她的心，终于使她忍不住讲了出来“只是求您别让他离开您。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以后一直跟着您。”她又重复了一遍：“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当然是可以的，”谢尔皮林想。“可是总觉得不妥当。她终于下了决心，提出了这个问题！其他的事看来是两口子一起商量过的。这一点可没商量过！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不过您别跟他讲我求过您！”她的话证实了谢尔皮林的猜测。
“他不能再当我的副官了，”谢尔皮林说。“这对我对他都不方便，也不妥当。可是谁也不会叫他去送死的。两星期之后，他会写信告诉你他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是否对生活感到满意。”
儿媳妇叹了一口气——谢尔皮林心里仍称她儿媳妇。
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仿佛在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谢尔皮林说：“我该走啦，要不然，今天就来不及了。”
“你的未婚夫呢？”谢尔皮林站起身来问。“也许在车子旁边等着吧？我送你到他那儿去。”
“不，他在民事登记处。在那儿排队等着。”
“现在那儿还排什么队7”谢尔皮林和她在小路上并肩走着，问道。
“那儿什么事都办，可是只站一个队。”她解释说。
谢尔皮林想起来了：民事登记处不仅办理结婚和出生登记，而且还办理离婚和死亡登记……现在是战时，主要是死亡登记。还有领取抚恤金证明和补助金证明的。那儿的人当然就多了。他想，排在这样的队伍里可不是一件太愉快的事儿。最后他对她说：“明天经过莫斯科的时候，我来喝你们的喜酒。白兰地由我带来，你烧一只葱煎土豆下酒。我不准备在这儿吃早饭，在你那儿吃了。行吗？”
“行。我还有几听罐头。您什么时候来呢？”
“你什么时候下夜班？”
她红了脸说：“今天我请了假。不上班。我和一个女朋友换了个班，下次我代她上班。”
“我正九点到。”谢尔皮林想到，今天她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是最后一夜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在一起过夜还不知道。于是又补充说：“告诉阿纳托利，叫他不要到这儿来接我了。让他派车子在八点半直接开到大楼，他自己就在你那儿等我。明白吗？”
“好的。”
“噢，”谢尔皮林和她走到门口时，想起了一件事，就说：“我有一件事要托你。”
“什么事？”她乐意地问，使她感到高兴的是，他现在还托她办事。
“阿纳托利对你说过我父亲的事吗？”
“说过。”
“现在看来，父亲已经碰不到我了。如果他来了，就让他住在你那儿。”
“我知道。阿纳托利跟我讲过了。”
“在不妨碍你的工作的情况下，你照料他几天。他到底上了年纪了。七十七岁啦。”
“好的。阿纳托利关照过了。我会安排好的。”
“那好，我想，如果有什么事，你的女邻居会帮忙的。你和她相处得怎么样？”
“还不错。”她没立即回答，吞吞吐吐地说。
“我看，你没把话讲完？怎么，关系不好？”
“不，关系还好。”看来，她不想讲下去。“在她不酗酒的时候，还好。”
“她酗酒了？”在谢尔皮林的头脑中，两个印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去：一个是他上次回家安葬妻子时见过的女邻居玛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另一个是开始酗酒的女人。她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哪儿来的钱喝酒呢？
儿媳妇耸了耸肩膀，说：“她在后送站工作，一昼夜值班，一昼夜在家休息。当然，她不是天天酗酒，但是常常喝。她是用面包去换的，家里的东西也一件件变卖了。”
“她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从去年秋天她儿子上前线之后就这样。”
女邻居的儿子格利沙上前线这件事，谢尔皮林是知道的。他不但知道，而且还曾准备帮助他上前线去。可是用不到他帮忙，这件事由格利沙的父亲生前指挥过的近卫师的新任师长一手包办了。他批准了申请，把这孩子编进了乐队。那时，格利沙写信告诉谢尔皮林说，他编入了乐队，不过编制上虽然属于乐队，实际上是进了师的侦察队。他答应下次再写信，可是后来就没有再来信。看来，他在莫斯科时对谢尔皮林的短暂的依恋之情已被前线的另外一些更加强烈的感情所取代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他和好人在一起的话，尤其如此。怎么会和坏人在一起呢？当然是和好人在一起。可是他母亲孤单一人，结果就变坏啦。谁能想得到啊？
“明天早晨我去跟她谈谈，”谢尔皮林说。
“您谈不成了。她今天午饭后就去值班，要值一昼夜。您看不到她了。”
“那可怎么办？怎么去帮助这个女人呢？”谢尔皮林心里想。
“给她写信？责备她？吓唬她说，我要告诉她的儿子？可是，谁会忍心提起笔来给她在部队里的孩子写信说，他的妈妈由于丈夫牺牲、儿子上了前线，痛苦得开始酗酒了呢？”
“你多少要照顾着她点。”谢尔皮林犹豫不决地说。
“我难道没照顾她吗？休息日我还到她工作的地方去过，让人家帮助她。可是，她每隔一昼夜总是在家里，我可天天要上班，怎么劝阻得了呢？”
“哦，还有件事儿，”谢尔皮林想了起来。“衣橱里有一双长统靴料子和一段大衣料子……”
“还在，我已经撒上了樟脑粉，”安尼雅说。
“父亲来了，你就交给他。阿纳托利说，父亲的靴子和大衣都坏了。”
安尼雅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好吧，明天见，”他们走到了大门口，谢尔皮林说。
儿媳妇停住脚步，在去民事登记处之前，她似乎还想听他讲些什么。但是，要谈的已经都谈了。
她走了。他回到房间里，在桌子旁边坐下，从军用背包里取出一本拍纸簿放在面前。如果父亲来的话，该给他留一封信。但是，分别了这么多年，写些什么呢？
谢尔皮林跟父亲从来没有特别亲近过。父亲是一个粗鲁的快活人，年轻的时候好斗，天不怕地不怕。娶了母亲之后，他强使她受了洗礼，但也很会保护她，不让别人说她的闲话，也不让外人欺侮她。有时，他也会扬起拳头吓唬她，但在谢尔皮林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打过她。母亲死后，父亲很想念她，成天借酒浇愁。可是不到一年，他又娶了一个。娶了后母之后，家里从此就把母亲压根儿给忘了。他新娶的年轻老婆潘尼亚——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就这样立即在家里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她不管当面背后都把前妻的儿子喊作“鞑靼人”，并不处因为他象鞑靼人，而是想用这个名称把他同自己以及自己接连生下来的三个女儿区别开来。但是，即使她不这样做，他对这个新家庭也已经感到疏远了，所以他拒不叫她母亲，而喊她潘尼亚大婶，到成年以后，就叫她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她是一个勤劳、吝啬的女人，对自己、对别人都从不顾惜，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这会给家里带来好处还是造成损失。她并不妨碍父亲在人家而前称好汉，但暗中却把他控制得牢牢的，尽管从表面上看，父亲好象仍然自由目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谢尔皮林考取医士学校，离开土马到梁赞去上学之后，就切断了对家里的一切感情上的联系。由于母亲早亡，他的童年生活笼罩着一层悲哀的灰暗色彩。他对童年的回忆，就象在日食时透过被烟熏黑了的玻璃看太阳一样。童年留给他的，只有对他的母亲的回忆——母亲永远是他的善良性格的源泉——和对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敏锐的嗅觉。而他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则是在后来的对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养成的。直到过了许多年之后，在一九二二年，谢尔皮林才回过一次家。那时，他在察用律移交了一个团，去莫斯科进报批人员进修班学习，顺路回家看看。那是隆冬季节，他头上戴了一顶威武的布琼尼式军帽，身上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军服和军大衣，左袖上缀着团长的标志———四个菱形、一颗星。
那时，父亲生活过得挺不错。他修得医道，并且知道一个能干的人怎样利用医道在农村获得好处。他有一所房子，养了些家畜、家禽，还有果园、菜园和养蜂场。大女儿许给了一个合作社职员。家里生活够富裕的了，但还想更富裕。从父亲和后母的谈话来看，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这个。父亲得知谢尔皮林虽然当上了团长，但军饷很少，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想不想退伍回来当医士。当谢尔皮林回答说，他不想回来时，父亲不以为然地说：
“当然你自己更清楚……”
当他听说儿子娶了自己同志的寡妇为妻，而且还收养了她的孩子，他又不赞成地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娶了个寡妇，还带了个孩子来。”
父子俩在离别多年之后只团聚了三天，彼此互不了解，彼此都不以为然。
他们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六年，离上一次见面又过了十三年。这一次不是谢尔皮林自己想回去，而是后母叫他去的。她写信告诉他说，父亲病了，“您，费佳，最好回家来看看他。”她用“您”来称呼他。她所以记起他来，大概是由于报上公布了获得军衔的指挥员的名单。他那时在莫斯科服役，在军事学院任教，而且已经晋升为旅长了。
他请了假回家。是一个人去的，没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