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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感到“轨道”这个词听起来很怪，甚至很不人道，仿佛战争是一种什么事业似的，它可以走上轨道，也可以越出轨道。但是，他对她经常谈起的熟悉士兵生活这个问题的回答，使她又一次感到了自己对他越来越强烈的爱情。他考虑问题比她原先想象的更为深刻。
“你可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在一次新的攻势之前，当你的第二梯队里补充了一个新的师，而每一个士兵都已经懂得这个师为什么补充进来，只是还不知道开始进攻的日期的时候，土兵们最想听到的是什么？你认为，他们把什么看成是你对他们的关怀？他们希望从你那儿听到些什么？他们希望听到，在这次进攻中我们已经准备好许多大炮，有重炮，有自行火炮，还有火箭炮！并且还有大批坦克开来！而当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又有强击机队的空中支援！最主要的是强击机队。士兵们最相信强击机队。你把一切都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背后有些什么东西在支持他们，因为在进攻之前，这些东西的多寡，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能亲耳听到一辆辆坦克在夜间轰鸣，或者亲眼看到一门门重炮安放在树林中隐蔽的阵地上，这比听到你的话更重要。这里有一个无法解决的辩证关系：按照规定，为了保密起见，不应当让士兵们看到和听到这一切，然而，为了提高他们的士气，恰恰相反，却应当这样做。”他停了一下又说：“用一把削笔刀做不了大手术……然而我在报上读到，有时却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也是这样：没有武器，我们怎么能作战呢？然而有时也不得不……”
还是两星期之前的事，有一次，她突然到他那儿去，看到他正在看书。桌子上还放着一大堆别的书籍，书中夹着书签。
“你书是不是看得太多了，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她当时问。
“看得太多了？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他摘下眼镜，朝她看了看。“看书看得太少的人我倒见过。可是看得太多……我不懂您的意思。大概我没有考虑周到。”
“我具体指的是现在，在疗养院里，您是不是看得太多了。”
“如果具体指的是现在，我真是在狼吞虎咽。许多书过去都没看，因为事情太多，没有时间看。”
“您在看什么书呢？”她问。“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什么？作为一个军人，而又处在象我这样的地位，几乎一切都需要。从气象学一直到心理学。如果问我什么东西不需要，这倒比较容易回答。当然，要什么知识都掌握，这只是理想。而在实际上……”他把一本灰色封面已经破损的书放在她面前。“比如，现在我正在看一个叫西考尔斯基①的人所写的书。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是飞机建造师吗？”
“不，是一个将军。在俄波战争中和我们打过仗，以后在伦敦的第一届波兰流亡政府中当上了主席。后来，我们收编波兰部队，他就到我们这儿来谈判。最后，他在直布罗陀上空被打死了。谣传是英国人把他打死的，因为他过多地迎合了我们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她心里觉得，这种卑鄙的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何况是在我们和英国人联合对德作战的年代里。但是她没有作声。既然他这样讲，也许他了解得更清楚。
“一九三四年，那时他已经退伍，写了一本书，叫做《未来的战争》。就是这本。大凡将军，到退伍之后都喜欢写书。也许我们这些人退伍之后，也会这样干的，”他笑了笑说。“书写得不坏，甚至挺有见解的。十年前他就在书里预言说，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因为增加了新的因素；布尔什维主义和它的对立面——法西斯主义。因此在这种战争中，民族间的冲突必将具有社会政治性质，这一点我们三年多来都已亲眼目睹……他还写到许多别的问题，”他翻了一页，把书合上了。“直接谈到了同我们的专业有关的问题：机动的恢复、进攻的速度、机械化部队的作战行动……他还写到，对波兰来说，如果接近德国，那不仅是一个政治错误，而且无异于自杀。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过去的人们对我们亲眼目睹的这场战争是怎么设想的，这挺有意思…·你们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图书馆很好，简好太好了。真没想到，这里会收藏着这么好的书！”
①弗拉迪斯拉夫·西考尔斯基（1881—1043），波兰资产阶级政治家、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考尔斯基参加组织“波兰军团”，站在奥匈帝国和德国方面与俄国作战。1922—1928年任波兰政府总理。1939一1948年间领导设在伦敦的由波兰资产队级和地主组成的波兰国外流亡政府。——译者
以后，她好几次回忆起那一张堆满书籍的桌子，他就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好似一个饿极了的人，不管是否吃得下，一下于叫了很多菜。从前，她一直觉得自己好家书看得很多，自从遇见他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她把这个想法跟他讲了，他笑了笑说：“没关系，你比我年轻十岁。还能超过我的。到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俩一块儿看书，我看一本，你就看两本；我看两本，你就看三本。”
“战争结束以后你想做什么呢？”她问。
“想做什么？我要服役到必须退伍的年龄为止。战争结束之后，想必会有这方面的规定的。总会考虑到的。不管你会不会感到委屈，反正没有理由把老年人留在部队里。”
“不过，你自已在战争结束之后到底想做什么呢？”
“有一次，我们集团军的前任司令巴久克指责我说：你这个人呀，一个人有两种性格，既有指挥员的气质，又有参谋人员的特性。他说得还接近事实，虽然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参谋人员的特性要求我战后能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术研究教研组仟教，可是指挥员的气质却又使我想到，最好能让我去指挥一个军区。喔，对啦，巴久克和他的妻子到哪儿去了？你们医生什么都知道——该知道的你们知道，不该知道的，你们也知道。”
“这我倒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他前天被召到莫斯科去，回来之后，就出院走了。”
“一定是得到了新的任命。真有意思，不知现在派他到哪儿去了？……”
今天天亮前，他们醒来之后，她忽然对他说：“我认识你们的集团军卫生部主任。”
“涅菲杜夫将军？”
“现在是将军，从前是病理解剖学教授。他在我们学校给三年级讲课。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觉得他年纪不轻了。”
“他的年纪的确不轻了，和我同岁，”谢尔皮林笑了笑说。
“这跟你不相干，”她笑了起来，接着问道：“要是我们有了孩子，那会怎么样？你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想到过。”
“你应该想到。我完全有能力生孩子，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还是不要。我想还是不要好。太晚了。”
他不作声。
她在半明不暗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睑，觉得他在听到自己还可能有一个儿子或女儿时，感到挺可笑。
“这的确可笑，”她想。但她想到的不是她们两人，她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她想到这一点就笑了起来。
“你怎么啦？”他问。
“中年人应当少谈热烈的爱情，虽然有时想谈。旁人看到我们这样，一定会觉得可笑。”
“谁要看我们？”
“可能谁都不要。”她继续逗他说。“可是你不能禁止别人。总会有人看见的。人家又不是瞎子。我在这儿的生活情况都在人家眼里。我的女邻居昨天早上就直截了当问我：‘你跟他怎么啦？你是当真跟他好吗？’”
“你是怎么回答她的？”
“我说：‘当然！’我为什么要回避事实呢？可是，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发生了这种事总觉得非常可笑。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种事用不着隐瞒，但我也不想告诉任何人。”
“所以我也没细谈。只是回答她说：‘是的’。至于该怎么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那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我至今还没考虑好。”
“你不用考虑了。你就写，我向你求婚，而你回答说，等战争结束后再作决定。别的什么也别写了。”
“我不能这样写。如果要写，就得把事情写明自。如果要讲，也得讲明白。不过，这件事该怎么办？怎么才能鼓起勇气来呢？”
的确，怎么才能鼓起勇气，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儿子呢？他们两人，一个在前线，另一个也即将上前线，而你在这儿，儿子不在身边，却感到幸福……怎么能够这样写呢？虽然事实如此，而且这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什么……
“不，不对。这种想法恰恰不对。他们会失去什么的！至少你将不仅仅想念他们，也不仅仅为他们的生命担忧。你的心只有一颗，但已经不只挂念两个人，而是在挂念三个人了。因此，必须鼓起勇气才能给他们写信。”
“要我来给你整理行装吗？”她问。“你们的行装总是你们的妻子或者副官和传令兵给整理的，你们自己一般都不会整理。”
“我不在此例。我自己会整理。等你来的时候，我一定都准备好了。最好能在动身之前坐上十分钟。”
房间里只留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把窗户敞开，一阵寒风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