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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机会问您呢，”谢尔皮林说，“在莫斯科过得怎样啊？和亲人见面了吗？”
古特科夫的一个姐姐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米手希。
“见了四次面，司令同志。还住过两夜。谈了谈战时的情况。”
“他们生活过得怎样？”
“在现在这种时候，算是过得不错了，司令同志。姐姐和姐夫都在工作，姐夫在米季希工厂，姐姐在车站，有两张职工配给证。姐夫在工厂吃午饭。他说，去年冬天，厂里伙食不坏，现在稍微差了些．他们靠副业得到的东西，没到夏天就吃完了。
”
“怎么是两口子？没有孩子吗？”
“怎么没有？有的。不过他们已不靠父母生活，他们都在服役，享受一级供应标准。”
“他们在哪儿？”
“女儿是铁道兵，当调度员，儿子在高射炮部队。”
“在高射炮部队，真幸运，干这一行活下来的希望大得多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但他马上住了口，因为他想到谢尔皮林不允许开车时分散注意力。
“那么你姐姐和姐夫凭配给证能买到些什么呢？够吃吗？”
“怎么说呢，司令同志。两张职工配给证能买两份面包，一共一千二百克。面包是够了。可是别的东西就不能说了。要是配给证上写明的东西都能如数买到的话，那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常用别的东西代替：有时用蛋粉代替肉，有时用土豆代替麦米，或者用糖果代替食糖。一块方精捣碎后，早晚吃两顿茶也够了。可是，如果给你糖果，一颗糖你能分几次吃吗？还有，什么时候去买，怎么买？姐夫在厂里生产，姐姐在车站工作，姐夫的配给证规定在一个食品店里买东西，姐姐的配给证又规定在另一个食品店里买。这儿要排队，那儿也得排队……还有，你接到通知以后，如果不马上去买，那就危险了——即使你凭通知去买，有时也会没有货色！这样，凭证也就没用了……”
古特科夫说到这里蓦地打住了，他大概觉得自己扯得太远了，而且尽说些丧气话，所以用振奋的语气补充说：“不过大家还过得去，谁也不叫苦。而且大家都认为，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过是过得去的，”谢尔皮林想，“而且很少叫苦。对这种人真该脱帽致敬。你处在将军的地位，在前线即使常常整天吃不上饭，那也只是因为忙得没有时间想到吃饭。你根本不必考虑用什么东西去塞饱肚子。这当然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你肩负着重任，无暇去为这种事操心。但是，当你一想起人们在后方过着那样的生活时，心里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忽然，古特科夫在他背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想到什么笑话了吗？”
“正是这样，司令同志。我想到姐夫跟我讲起寄包裹的事了。他有一个姐姐住在坦波夫，姐夫已经死了，她靠职工配给证过活。他给姐姐晒了些黑面包干，积了两个月了，可是怎么寄给她呢？寄包裹得有寄物券。可是寄物券只有军人才有，而且一般是不肯随便送人的。于是，他们夫妻俩先把黑面包干晒好，然后再花一个月时间搜集酒瓶。每十只空酒瓶可到店里去换半公升伏特加。他们积满十只瓶，换了半公升酒，就用这酒向一个铁路卫兵换了一张寄物券，这才把黑面包干寄走了。看，这是多么麻烦的事，真叫人哭笑不得！”
听完古特科夫讲到寄黑面包干的事，谢尔皮林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已死去的母亲，感觉到她好象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大后方，和他爷俩不住在一起……假如她还活着，现在该有七十一岁了。记得他在童年时，母亲有时给他爷儿俩做一只叫“巴乌尔一塔拉克”的鞑靼菜—一填塞着切细的羊肝、葱末和鸡蛋的熏香肠。她做好后，不知为什么自己不吃，而是喜欢坐在一边看着他爷儿俩吃……
“罗斯拉夫耳到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报告。
在谢尔皮林的记忆中，罗斯拉夫耳是一个可爱的绿色小城。战争爆发后的第九天，他们的军用列车就停在这里的车站上，那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从这儿到莫吉廖夫已经很近了……
车子顺着一条破损不堪的鹅卵石马路驶上一个山岗。罗斯拉夫耳的一条大街已经认不出来了。原来矗立在路边的两座旧教堂已被炸毁——一座中了炮弹，墙上都是窟窿；另一座被炸弹命中墙基，钟楼倒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
街道两旁的木头房子全都烧毁了。石头房子没有完全倒塌，还留下一些断垣残壁，其中有些不住人，有些住着人，墙上的窟窿用从废墟上拣来的碎砖草草地堵塞起来。
只有树木幸存了下来，但也比从前少，因为有的已被锯下来劈成木柴烧掉了。
谢尔皮林本想在罗斯拉夫耳停下来活动一下身子，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出了城再休息吧，那儿的景象总会使人愉快些。
刚开出罗斯拉夫耳，他们就看到前面有一列拖着一二二毫米大炮的”斯蒂倍克”汽车队。到前面的铁路过道口有七公里路，他们开足马力想超过这个车队，但还是没能超到它的前面去。
‘斯蒂倍克”汽车是新的，大炮也是新的。看样子，这是一个突破炮兵师在开赴前线，这个师或者是新编的，或者是领到了新的物质装备。
这些汽车和大炮在罗斯拉夫耳的火车站上卸下来之后，便自行开往前线。
谢尔皮林看了一下手表。炮队行驶的时刻是预先计划好的，为的是不让德国人的飞机侦察到。看来，炮队是昨天夜里卸车的，第二天白天分散待命，到傍晚才往前开，以便在天黑时进入靠近前线的地带，然后乘黑夜开进驻地，到天亮时就全部隐没在树林里，连一点踪影也看不见了！
前面到了过道口。此时，正有一长列满载着伪装好的“Ｔ－34”型坦克的货车徐徐通过，也向克里切夫前线驶去。谢尔皮林的吉普车在带领炮队前进的一辆吉普车旁边停了下来。从那辆吉普车里走下来的三个炮兵军官——两个中校和一个少校，站在拦木旁边。
他们看到来的是一位将军．老远就举手敬礼，但没有走过来。
他也没叫他们过来。尽管他很想问问他们是什么人，到哪儿去，归谁指挥，但他忍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义务向他回答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不能回答。而且实际上也没啥可问的。既然他们是在罗斯拉夫耳下了火车，现在正开赴克里切夫，那就是说他们将归他所属的那个方面军指挥。至于他们究竟要开到哪一个地点，对一个过路的将军来说，即使他是集团军司令，也不应当去问。最近以来，在我们的部队里都能很好地遵守这个制度。
他在车子里坐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下了车，舒展一下身子，不过他没朝炮兵军官站的地方，而是向另一头走去。由于长途乘车，头有点儿疼，但他自己感到比预计的要好些，所以心里很高兴：治疗确实有效果，没浪费时间。
他很想知道，在克里切夫那边的岔道口迎接他的将是谁，又会告诉他哪些消息。他心里希望是扎哈罗夫。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集团军司令和军事委员在战场上共同生活的日子再长，也总是合不来。这种情况是经常能听到的。但他和扎哈罗夫用不到相互适应，就自然而然地相处得很好。
谢尔皮林回到吉普车旁边的时候，古特科夫和叶弗斯古格涅耶夫已经互换了位置，古特科夫坐在驾驶盘后面，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坐在后座。
这时候，在拦木那边，最后几节载着坦克的车皮紧压着路基上的枕木，隆隆响着，顺着铁轨驶了过去。
过了过道口，大约只开了三公里快车，又只能象乌龟一样爬行了，为了要赶过另一个“斯蒂倍克”牵引的炮兵团，就得时常靠边行驶。这个团的物质装备已经多次受过战火的洗礼。汽车的车身、大炮的炮架和护板都弹痕累累，凹陷不平。
越过这个团以后，又畅行无阻地行驶了大约十五公里，只是在迎面有车辆驶来的时候才减慢车速。但是到了傍晚又碰上了由履带式汽车牵引的二Ｏ夫妇三毫米重榴弹炮队。这些炮差不多把整个路面都占据了。古特科夫费了好大的劲才在黑暗中一辆接一辆地越过这个炮队。
“一切都井井有条，”谢尔皮林又在想。“让榴弹炮队先走，中间保持一定的间隔，使道路不致堵塞。”
他在超越炮队时的那股高兴劲儿，比他在路上因受阻而引起的烦闷，要强烈得多。因为他看到：有一支这么强的兵力正在开往他们的方面军，这可是非同寻常的事啊！
古特科夫终干越过了整个炮队，把车子开上了开阔的路面。他摘下船形帽，擦了擦汗水。这最后十公平路可够他受的——一在超车的时候，他必须让车子左面的轮子紧靠着公路的边沿走，只要差一点点就会翻进水沟里去。
“开得大胆！”谢尔皮林心里感到满意，终于决定不更换司机。
在到达克里切夫之前，还得在夜里绕过什么人的“摊子”，绕过他的后勤部队。从这么多的汽油加油车来看，这是一个坦克部队。
“摊子”这个词儿并不是军事术语，多半是普通生活用语，从前在军人的日常用语中并没有这个词，可是在战争中却不知不觉地用惯了。起先用这个词儿是为了保密，避免说出哪一个团、哪一个师、哪一个集团军的番号，而是叫某某人的“摊子”……于是所有的人都“摊子摊子”地叫开了……后来，这个词就慢慢地成了最恰当的不可缺少的军事用语了。因为它能说明事物的本质。
事实上正是这样。不管你是一个多么大的首长，对你自己在战场上掌管的一切，还能用什么别的词儿来称呼呢？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以及人们在战场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