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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皮林让他走了之后，就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他是谢尔皮林过去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指挥系的同学。
“怎么样，我的同名的朋友，”谢尔皮林在电话里问（空军集团军司令的名字也叫费多尔）。“科斯亭那里有什么消息？他有没有改变主意？”
“科斯亭”是远程轰炸机部队指挥员的密码代号。这个代号是专为这次进攻而确定的。
“没有改变。也未必再会改变。他将照原计划行动，”空军集团军司令回答说。
“你那里的人都健康吗，没人生病吗？”
“我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健康，他们从来不生病，”空军集团军司令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回头见……”
挂上听筒之后，谢尔皮林为了打这个电话而暗暗责骂自己。
这次给空军集团军司令打这个电话完全是多此一举，可是，谢尔皮林忍不住，还是打了！实在没办法。越是临近战斗，就越是坐立不安。不管你如何克制自己，这种内心的不安，只有等到明天，在战斗之中才能真正消失。
谢尔皮林看了看表。扎哈罗夫仍然没有打电话来。大概他还在路上。再过几分钟，尼基津就要来了。
谢尔皮林望了望办公桌。真奇怪，桌上一件东西也没有了。所有在此之前应该做的事，全都做完了。
“一般说来，只有把战争分成几个部分，才能在头脑里装得下，”谢尔皮林想，他疲乏地用双手抱住头，来回摇了几摇，试试折断过的锁骨还疼不疼。“此刻，你想到这件事，随后，想到另一件事，接着是第三件事，而后再是第四件事。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一切事情——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许多事又互相关联，相互牵制……如果要把所有这些体会全部汇总起来，要一下子考虑到战争的全貌：战争到底是什么，是由什么组成的？那准会把脑袋瓜都胀破，用什么箍也箍不住它。”
“进来，”他对出现在小屋子门口的尼基津上校说。“坐下。说吧，你有什么秘密。”
“我可以站着报告，司令同志。我的秘密不多，只要三分钟就能讲完，”特工处处长说。特工处早在去年就已经改名为“谍见愁”了，可是，谢尔皮林心里还是按照老习惯称它为特工处。
“没关系，别忙，”谢尔皮林说，“你不象别人，你难得来打扰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过……”
尼基津上校有一头淡黄的头发，人长得很漂亮，年纪不小了，但看样子还挺年轻。他拿了一只凳子，在谢尔皮林对面坐下来。谢尔皮林看着他，心里在想，他和尼基津共事了两年，大概还没有谈过两小时的话呢。
尼基津上校沉默寡言，冷静沉着，不该过问的事，他从不多嘴，然而，对自己的职责却牢记在心。反间谍人员就该如此。他不在你眼前转来转去，很少报告，即使需要报告，多半也是由扎哈罗夫报告的。这已经成为习惯了。他做起事来埋头苦干，至于他在其它方面的详细情况，就毋庸赘述了。
“请原谅，司令同志，”尼基津带着他不常有的那种表情说。“说不定，您会骂我一顿，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还提这种事，可是我还是决定向您报告。今年春大，我们调到这里来的时候，您曾对军事委员说，如果能在这里碰到四一年一起突围出来的人，那么，即使花很高的代价，您也在所不惜，当时我也在场……”
“我说过，那又怎样呢？”谢尔皮林问，他由于预感到一种暂时还不知道的好兆头，心里感到高兴。“不仅仅是上帝的传者才相信奇迹，我们W人也相信奇迹。战争如果没有奇迹，那还成什么战争呢？”
“奇迹倒不是奇迹，”尼基津说，“不久之前，从莫吉廖夫那里派来一个人，他是在那里为我们工作的。过去，我们在刚开始收复失地的时候，由于情报工作做得不好，所以干了些蠢事，现在接受过去犯错误的教训，我们就不再惩办那些表面上给德国人做事，而实际上为我们工作的人了。”
“这是合乎情理的。平白无故地把人处死，这是糟糕透顶的事！”谢尔皮林回忆起他在去年冬天从扎哈罗夫那里听来的一件事；在他们集团军的地段内绞死了一个警长。这个警长在绞索已经套在脖子上的时候，还喊了一声：“苏维埃政权万岁！”
“我们本来考虑，获得情报之后，把这个工作人员重新空投到那里，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万一德国人把飞机打下来，抓住他之后，就要逼他的口供……我们决定，在战役开始之前不冒这个险了，把他留在这里，等莫吉廖夫解放后再说。今天，他突然跟我纠缠不休起来，说：‘请您务必想个办法，让我见见司令，我是和他一起突围的……’”
谢尔皮林心里揣度着；这可能是谁呢？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问：反正马上就要看到这个人了。
“我可以带他进来，让您认一认，”尼基津没等谢尔皮林再问什么，笑嘻嘻地说，“他坐在我的‘爱姆卡’小汽车里，正在和您的副官聊天呢。”
“好吧，带他进来！”谢尔皮林说。
尼基津走出去之后，谢尔皮林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并不迷信，但是现在，在进攻莫吉廖夫的前夕，碰到一个当时和他一起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的人，他感到这是个吉兆。在尼基津走进来的时候，谢尔皮林一看到尼基津背后那个他早就忘却的人的脸，心里顿时感到，明天的一切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祝您健康，司令同志，”谢尔皮林的这个老部下，趁尼基津闪在一旁的时候，走上一步说。他长着一头卷发，脸上稚气未脱。他那紧贴着身子的左手上拿着船形帽，他脱下帽子，大概是为了使谢尔皮林能够根据他的一头卷发，马上就把他认出来。“塞金大尉听候您的吩咐，”
“你好，塞金。看见你我很高兴。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一步走到塞金跟前，和他拥抱，放开之后，又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好象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三年来他经历过的一切。
可是，从塞金的脸上恰恰什么也看不出来。有人说，从一个人的脸上总是能够看到他的经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的脸，不过随着岁月的消逝，逐渐变得苍老而已。而眼前这个人却并不见老，他还保持着三年前谢尔皮林看到他的那副模样：那天早晨，谢尔皮林一行人渡过第聂伯河，进入一片树林，碰到了五二七团特工处特派员塞金大尉和克瓦尔楚柯准尉，他们两人率领一队战士，带着师的旗帜。
在以后的突围过程中，克瓦尔楚柯准尉一直把这面旗帜带在身边，藏在军便眼里面。塞金在突围出来前的一个星期，被一颗迫击炮弹打伤了大腿和脚，伤势很重。大家背着他走了一天，夜里，他失去了知觉，就把他留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个荒凉的村子里。“他的情况很不好，”克瓦尔楚柯准尉亲自把他送到一所小房子里后，回来向谢尔皮林报告说。“可是，旅长同志，那两个妇女非常怜惜他，她们说，年纪这么轻，还是个卷发的小伙子！说不定，在她们的照料，他还能活？”
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他毕竟活下来了。经历了三年战争，塞金竟一点也没有变，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卷发的小伙子又站在谢尔皮林面前了。
“那么，您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司令同志？”塞金高兴地说。
“怎么会认不出你呢？尤其是你还留着那绺额发。”
“我要是把额发剃了，司令同志，再蓄起胡子，那恐怕连亲娘也认不得我了！”
“他的第一次报告，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谢尔皮林转过睑对尼基津说。“‘突围出来十九个人，师的旗帜也带出来了’。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作这样的报告，是永世也忘不了的。哪怕你的头发全脱了，光秃秃的象膝盖一样，由于你作了这样的报告，我还是能把你认出来的。我不知道，他在你们那里表现怎么样，在我手下时，他是好样的。”
“在我们那里也不错，”尼基津说。谢尔皮林从他说话的语调中感到，他听到谢尔皮林夸奖他部门里的人，心里很高兴。
“你把他带来了，这很好，”谢尔皮林说。
“我可以走了吗？”尼基津说。他精明老练，一下子就明白了谢尔皮林的言外之意：谢谢你，但现在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谈吧！
尼基津出去之后，谢尔皮林指了指放在桌子那一边的一张凳子，然后把两肘支在桌上，默不作声地望着塞金。
“你说，塞金，那里的人现在怎么样？”
“就在那里活下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路呢？”塞金回答。
他说这两句话，就好象把一块石头猛然投入深井似的，震动了人们的心灵，触痛了他们心底的创伤。那里的人们现在怎么样？自从我们的部队撤走之后，那里的人们只有一条路——他们留在哪里，就只好在哪里活下去……
“你受伤以后，我们把你留在那里，当时你不怨我们吗？”
“不怨。只是清醒过来之后，我感到很害怕。后来，躺了两个月，就明白了：我还能活下去。既然还能活下去，那就得找个事情f干。我把证件都挖了出来，重新开始工作。起先担任游击旅的侦察科科长。后来。我负了伤，就把我送回大后方，又从那里作为侦察机关的人派到敌后去做地下工作。先是在奥尔沙，后来到莫吉廖夫。”
“是你自己要求上级把你重新派到那里去的吧？”
“基本上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一方面，不想去，另一方面，既然那里留着我们的人，那怎么能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