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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通过民众展现自己，但民众是极少狂热的。狂热所引起的罪行通常都是出于冷静的政客的谋划。法国国王决定屠杀所有的新教徒，是因为他的一些幕僚人物指使他这样做。它绝不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在许多城镇和所有的省份，地方官员拒绝服从命令。宫廷的动机远非纯粹的宗教狂热。伊丽莎白为报复玛丽，立即对英国的天主教徒进行同样的杀戮。法兰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把将近一百名胡格诺派信徒送上火刑架，但是他们两人也是德国新教运动热情而卖力的支持者。尼古拉·培根爵士是镇压弥撒的英格兰大臣中的一员。然而，当胡格诺派教徒前来避难时，他却对他们丝毫不表同情，竟然提醒议会想一下亨利五世在对待阿金库尔战役中落人其手的法国人时所采用的果断办法。约翰·诺克斯认为苏格兰的天主教徒应被斩尽杀绝，其残酷无情可谓登峰造极。幸亏他的进谏未被采纳。
在宗教冲突的全过程中，政策一直操于上层之手。当最后一个改革者死去时，宗教并没有解放各国人民，反而成了专制者掩饰罪恶的藉口。加尔文在布道，贝拉明在演说，只有马基雅维里在统治。16世纪结束之前发生的三件事，标志着一场重要变化的开端。圣巴托罗缪惨案使众多加尔文派的信徒相信反抗暴君的合法性，他们成为温彻斯特主教倡导的那种理论的拥护者。诺克斯和布坎南通过他们在巴黎的导师，也曾经接受这种直接来自中世纪各学派的学说。这种由于对法国国王的不满而产生的理论，不久即在实践中用来反对西班牙国王。反叛的尼德兰通过一道庄严的法令废黜了腓力二世，在奥兰治亲王的领导下实现了独立，他们一直称他为“中尉”（Leutenant）。这件事意义重大，不仅因为信仰一个宗教的臣民废黜了信仰另一个宗教的君主——苏格兰也曾发生类似的事件，而且因为它以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国，并使欧洲公法不得不承认这场胜利的革命。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徒起而反抗最可鄙的暴君亨利三世及其继承者，即遭到大多数法国人反对的新教徒那瓦尔的亨利。他们用剑和笔为相同的原则而战斗着。
许多人的书架上可能摆满了在半个世纪中为了替他们辩护而出版的书籍，其中包括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深邃的法学论著。几乎所有的论著都和中世纪的政治学著作一样，受到一种缺点的玷污。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样，那些著作可圈可点，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是，从圣伯尔纳去世到托马斯·摩尔爵士《乌托邦》的发表，其间几乎没有一个学者不将自己的政治学服务于教皇或国王的利益。宗教改革之后的学者也总是从可以影响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角度来思考法律。诺克斯曾猛烈抨击他所谓的“一群邪恶的女人”，因为女王去望弥撒，马里亚娜颂扬因亨利三世与胡格诺派结盟而刺杀他的人。因为，暴君诛之无过的信念在这里已有了极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最早向基督徒传授这种信念的是12世纪最有名的英国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3世纪最著名的英国学者罗吉尔·培根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肯定。没有人真心认为政治学就是区分公正和不公正的法则，或努力探索在所有宗教差别中都能够站得住脚的原则。在我谈到的著作中，胡克的《论教会政体》（Ecclesiastical Polity）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仍在拜读它的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把它视为最早和最好的古典英语散文。但是，尽管另一些著作传世甚少，它们都有助于将有限权力和有条件服从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从理论时代传给后来的数代自由人。即使布坎南和鲍彻的粗糙而激烈的言论，也是把希尔德布兰德论战和长期议会、把圣托马斯和爱德蒙·柏克联结在一起的那根传统链条上的一环。
政府不是根据神授权利而存在的，独裁统治是对神授权利的践踏——人们应当懂得，这无疑是治疗欧洲衰弱症的一剂良药。但是，尽管对这个真理的了解有可能成为一个必要的破坏因素，它对进步和改革却没有多少帮助。反抗暴政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取而代之的能力。绞刑架也许自有其用处，但是让罪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岂不更好？判别善恶、使国家具有存在价值的政治学原则尚未发现。
法国哲学家沙朗是最少为宗派精神所腐蚀，最少为主义的狂热所蒙蔽的人之一。在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摘自圣托马斯的一段文章中，他谈到我们应当服从所有立法都必须遵守的自然法；他对自然法的肯定，并不是根据宗教启示之光，而是根据上帝用来开启人类良知的普遍理性之光。在此基础之上，格老秀斯划定了真正的政治科学的界线。在搜集国际法资料的过程中，他必须超越国内文献和教派利益去寻求支配整个人类的原则。他说，即使没有上帝，法律原则仍然成立。他这种错误说法的意思是，必须用独立于启示的办法去发现它们。从那时起，政治学才有可能成为探索原则与良知的科学，俾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尽管在所有其他的方面皆有差别，却能在一种普世法律的管辖之下和平共处。格老秀斯本人没有把这一发现用于任何目的，他承认统治权可以被无条件地作为不动产享有，从而使这一发现不可能立刻产生效果。
当坎伯兰和普芬道夫（Pufendorf）揭示格老秀斯学说的真正意义时，所有稳定的权力，所有获胜的利益，全都大惊失色。谁也不愿意放弃通过巧取豪夺得来的利益，因为他们也许并没有违反摩西十诫，只是违背了一部未知的法典，一部格老秀斯本人没有拟定、哲学家人言人殊的法典。显而易见，凡是知道了政治科学探索的是良知而不是权势或见机行事的人，肯定都会将对立者视为没有道德准则的人。他们之间的争论也显然永远关涉着道德问题，因而不可能听命于那些缓和了残酷的宗教冲突的好心劝言。在17世纪，几乎所有最伟大人物都否定这一革新。在18世纪，格老秀斯的两个观点——存在着某些政治真理，它们支配着每个国家和每种势力的兴衰；社会是根据一系列真实的和假想的契约联结在一起的——在其他一些人手里成为改造世界的杠杆。也许是在一种不可抗拒、经久不息的规律的作用下，王权战胜了所有敌人和所有对手，此时王权就成了一种信仰。它的老对手，即贵族和主教，也以它的盟友的面目出现。人民满意地看到，在欧洲大陆上，行使地方和特权阶层自治权的议事会，在开过最后一次会后便逐渐消失了。他们已经学会将王权尊为统一的缔造者、繁荣富强的促进者，正统观念的捍卫者和天才人物的雇主。
从一个叛乱的民主政体那里攫取了王权的波旁家族，以及以一个篡权者起家的斯图亚特王朝，都坚持这样一种理论：国家乃是因勇猛、策略、王室家族的适当婚姻而形成的；因此国王先于人民，他是人民的创造者而非人民的创造物，他的统治无需人民同意。神学以消极服从论追随君权神授说。在宗教科学的黄金时代，安立甘教会最博学的厄谢尔大主教和最优秀的法国人波舒哀都宣称，反抗国王即是犯罪，国王可以合法地强迫臣民信仰。哲学家是神学家热心的支持者。培根将人类一切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国王的强有力的手里。笛卡尔建议国王粉碎一切倘能反抗其权力的敌人。霍布斯教导说，权威永远是公正的。帕斯卡尔认为改革法制或建立一个反对实际强力的理想正义实属荒唐。甚至连斯宾诺莎这位共和主义者和犹太人，也赋予国家对宗教的绝对控制权。
君主政体迷惑了人们的心灵。和中世纪不拘礼仪的精神相去甚远，有人得知查理一世被处决，竟然惊愕而死。路易十六和当甘公爵之死也有相同的效果。绝对君主制的典型代表是法兰西。黎世留认为如果让人民丰衣足食，就无法让他们俯首听命。大法官断言，若无任意逮捕和流放的权利，便不能统治法国；国家危难当头时，错杀百人也在所不惜。国王应当守信的要求，被财政大臣斥为叛逆。一个衣食全靠和路易十四有私交的人说，对国王意志最轻微的不服从，也是应处以死刑的犯罪。路易充分利用了这些说教。他公开宣布，国王不受契约的束缚，就像他不受恭维之词的束缚一样；他对于臣民的财产享有任意予夺的合法权利。国王实践了这个原则。当沃邦元帅为人民的悲惨境况所震惊，建议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只征收一种轻税时，国王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保留了所有的旧税，同时加征新税。当时的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他却维持着一支45万人的军队，这几乎是后来拿破仑皇帝为进攻德国而征召的军队人数的两倍。那时的人民吃糠咽菜，食不果腹。费奈隆说，法国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医院。法国的史学家确信，仅在一代之内，就有600万人死于饥寒。也许可以发现比路易十四更残忍、更邪恶、更恨毒的暴君，但没有人曾经用自己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和不幸。路易十四令当时最杰出的人士发出的赞美，不过表明了专制主义的邪恶已使欧洲的良知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时，大多数共和国的统治，因为其罪恶较君主制为少，人民尚能满意。波兰是个由割据势力组成的国家。贵族所谓的自由，就是他们人人都有否决议会法令和惩罚庄园农奴的权利——这是他们在瓜分时代拒绝放弃的权利，因此证明了很久以前一个布道者的警告：“你们将会灭亡，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