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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在罗马教会的专制主义中寻求信仰保护的极端的教皇至上论，是天主教体系的根本原理。在他的眼中，所有拒绝它的人们，包括其中的耶稣会成员，都是越山主义者（Gallicans），而越山主义是基督教观念的腐败。＇2＇他在1820年11月1日写到：“如果我的原则受到拒绝，我看不到其他有效保护宗教的手段，看不到对我们这个时代不信教者的辩言的断然回答。这些原则怎样会对它们有利呢？它们只是伟大的天主教格言的发展，quodsemper，quod ubique，quod ab omnibus．”朱伯特在谈到他时十分公正地说，当他为了只保留权威的基础而破坏了人类确定性的所有基础时，他也摧毁了权威自身。引导他混淆人的因素和罗马教会中神的因素的信念，注定要受到最严厉的检验，而他对教皇永无谬误的夸大，证明了是他的宗教信仰的致命伤。
1831年在巴黎是买不到《罗马每日祈祷书》的。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到拉蒙纳赞扬罗马的努力将受到法国大多数主教与牧师以及圣撒阿皮斯学院反对的程度。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措辞过于强烈，以致不能被他用来表达对那些拒绝他的教诲和阻挠他的目的的人的憎恶。他责骂主教们是愚蠢的信徒，并且难以置信地盲目，超过了天生的愚昧。“耶稣会会员，”他说，“是grenadiesde la folie（愚笨的赳赳武夫），把愚蠢与最令人厌恶的热情集于一身。”＇3＇他认为在许多教区有一种摧毁宗教的阴谋，教会的分裂即将到来，牧师对于他的原则的抵抗预示着在法国天主教将被摧毁。他确信罗马将帮助他代表它的权威反对其无信仰的攻击者，帮助他努力使教士们将争端诉诸于它，以便从教皇的口中接受永无谬误的永恒真理的神谕。他说，教皇的无论什么决定都将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教皇永远正确。有时可以反抗主教，但永远不能反抗教皇。即使对他加以劝告，也是既荒谬又亵渎神明的。他说，“我已在《罗马日志》（Diario di Roma）中读到查图布里德对圣灵的建议。无论如何，圣灵受到了充分的警告，如果这时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将不是这位使者的错误。”＇4＇
三位教皇逝世了，但仍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反对他始终予以指摘的叛逆者。这种冷淡使他震惊。罗马本身也受到越山主义的影响，并与那些阴谋破坏它的人联盟了吗？因这种无法解释的淡漠而发生的，除了教会分裂还会是什么？沉默对于他的信仰而言，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折磨。他说：“让我们闭上眼睛，让我们召唤圣灵，让我们聚集心灵中的所有力量，我们的信仰不能被动摇。”＇5＇陷入困惑的他，开始在教皇和罗马教廷之间做出区别。教皇的顾问是叛逆者，是外在世界的黑暗中又聋又瞎的居民；只有教皇本人永无谬误，绝不会如此行动以伤害信仰，尽管当时他不了解事物的真实状况，显然是受到了错误报告的欺骗。几个月后，又有了对教皇和至高权力做进一步区分的必要性。如果来世论（doctrines of the Avenir）已引起罗马的不悦，这也只能是由于政治原因。如果教皇受到冒犯，他不是作为基督的代表被冒犯，而是作为与在欧洲政治体制中相关联的一个世俗君主被冒犯。他作为教会的精神首领，不能因为作者们为了教会的至高利益而牺牲所有人类的和政治的考虑而谴责他们，而是必须同意他们。当波兰革命使政治问题更为重要，拉蒙纳越来越相信格利高里十六世周围那些人的邪恶和教皇本人政治上的无能。他将他描绘成一个哭泣的乞求者，他没有主见，处在周围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而又疯狂的白痴们正在努力加重的黑暗之中。他仍感到放心。当教会的基础受到威胁，当一种基本教义在18世纪第一次处于危险中时，最高权威可以拒绝表态，至少他不能表态反对真理。他带着这一信念最后一次来到罗马。然后他发出了指责。他的全部影响力所依靠的支柱，在他的手中打碎了，他曾经大事吹捧的权威转而反对他，他的信仰失去了支持。他的学说不能为这一紧急事件提供任何帮助。他服从，不因为他是错误的，而因为天主教徒没有权利维护教会，如果它反对即使是一位犯错误的教皇的至上意志。他相信自己的沉默将损害宗教，但他仍认为沉默和放弃神学是他的责任。他不再相信教皇不会错误，但他仍相信他不能合法地拒绝服从。在仍留在教会的两年中，他对她的学说的信仰很快破碎。在教皇通谕发布后的两个月里，他写到，教皇像其他君主一样，似乎谨慎地避免任何致其毁灭的大错。三个星期后他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罗马的腐败。他预言宗教等级体系即将告别旧的君主制度，尽管教会不会死亡，但是他不能担保说它将以其旧形式复活。他说，教皇如此热情地拥抱反基督教的专制主义事业，以致于要让他作为其首脑的宗教断送在他手里。他不再认为从教会的外部组织中区分出永恒因素是可能的。他承认教皇个人易犯错误，并宣布尽管没有罗马不可能成功地保卫天主教事业，但是对它已不能抱任何希望，它似乎已使天主教走上了死路。他不久之后说，教皇与国王勾结在一起反对宗教的永恒真理，教会体制已没有存在的价值，一种曾经造就了教会和教皇制度的转变，将在18世纪后的格利高里时代使二者寿终正寝。在随后的一年结束之前他停止与天主教会的来往。拉蒙纳的堕落作为一个警告无论多么引人瞩目，也是没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忠实信徒，他所喜爱的门徒们都成了法国天主教最能干的捍卫者。但是，把宗教真理与世俗真理相分离，否认它们拥有在解决所有为它们的和解与联合所必要的要素，由此造成的一个自然后果，却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在更晚的时代，同样的错误沿一条相反的道路，引起了更为可悲的结果，对调和理性与信仰的可能性的怀疑，再次让一位哲学家陷入异端。在拉蒙纳的堕落和与弗罗斯查默的冲突之间，天主教教士中许多形而上学的作家受到了罗马的审查。这只需提到法国的鲍泰因、意大利的罗斯米尼和奥地利的昆舍就够了。但在这些事例中没有发生丑闻，裁判得到了迅速和由衷的服从。在拉蒙纳和弗罗斯查默的事例中，除了权威问题外，最初并没有提出任何思辨性质的问题。比较他们之间的理论将说明在这两个人经历中的相似之处，同时也可解释在拉蒙纳的孤立和弗罗斯查默的影响之间的明显差别，尽管一位是法国最善辩的作家和一所重要学校的领导，而另一位在后来的争论之前并不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由于宗教并未在法国复兴，而当时一位法国哲人写到，在一个世纪的最后25年里巴伐利亚一直以其人民的信仰而闻名于天主教国家，这种对比就更为显著。拉蒙纳仍无力伤害教育程度较差的一代天主教徒，而弗罗斯查默，尽管说服的才能较低，却在教皇至上论的故乡赢得了有教养人的追随。
这一难题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拉蒙纳哲学的狭隘。在与罗马教廷论战时，他已经多少失去了他的传统主义的理论眼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针对的是调和宗教与自由的问题——一个仍占据着法国最优秀的头脑的问题。但是，一种政策观点怎么能构造一种哲学呢？他最初认为，对于教会而言，获得自由的保护是有利的，它应谴责旧制度正在失败的事业。但是与过去它的事业更强大时使它站在了专制主义一边的类似论证相比，这并不更像是一种哲学。然而，既然博纳德已经确立了绝对君权的信条，拉蒙纳便与自由同行。他说教会在自由一方，因为这是正义的一方，而不是因为它是更强大的一方。德·迈斯特在复辟时代看到了天主教原则的胜利，而拉蒙纳在1830年的革命中看到了它的胜利。
显而易见，对于一种哲学，这是个过分狭窄和暂时的基础。教会所关心的，不是1789年、1815年或1830年这些日子所记载的原则或事业的胜利，而是正义和正义事业的胜利，无论它是属于人民还是君主，属于一个天主教派还是它的反对派。教会同意接受公法和政治科学的检验。当它们宣告一次反抗或战争的正当性条件存在，教会便不能谴责那种反抗或战争。教会在判断这些事情时所遵循的标准并不属于教会，而是从不受教会控制的其他领域借来的。科学是如此，法律和政治学也是如此。其他真理与自然法或实在法中所包涵的真理一样确定，而其他义务就像规定了人民和权威之间的关系的义务一样必要。在教会的政治行动中置权利于便利之上的原则，同时适用于历史学或天文学。教会犯下政治错误，就像犯下科学的错误一样，都是与它的事业不一致的。教会的利益也许会被某种政治上正义的政策或因为承认了某个事实或文件而受到损害。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教会都不能以否认真理为代价来保护它的利益。
在科学或多或少已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