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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每个国家都开放了自己的档案，邀请我们去探知国家的秘密。当哈勒姆（Hallam）撰述有关詹姆斯二世的篇章时，法兰西是文件可资利用的惟一大国。后来，罗马和海牙也开放了它们的档案，再后来是意大利诸国的收藏，最后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文献，西班牙也开放了它的部分文件。在哈勒姆和林加德只能依靠布里隆的问题上，他们的后继者却可查阅十个政府的外交资料。实际上，没有哪个论题已经用尽所有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可以满足于目前的成果，再也不想对该论题重新探讨。路德和腓特烈的部分生平，30年战争的片断，美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时代的许多内容，黎世留和马扎然的早期岁月，伽地纳先生的一些卷册，如同太平洋的岛屿一般在各地重见天日。虽然兰克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杰出研究的真正始创者，欧洲史学界最敏锐最成功的探索者，我也不敢说他的70卷著作中没有一卷不曾被后人赶上，不曾被部分地超越。主要是通过他不断扩大的影响，我们的学科才开始不断进步，使最杰出的导师很快便落在了更好的学生后面。单是现在对外界开放的梵蒂冈档案，在运往法国时就装了3239箱，然而其数量还不是最多的。我们仍处在文献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倾向于使历史学不再依靠历史学家，倾向于以牺牲著述为代价来发展学识，倾向于在其他学科也完成一次革命。
我愿向大家说明，我为何认为近代史非常重要。我的理由并不在于强调它有丰富的资料，亦不是因为它已同过去决裂，或革新永无止境，步伐不断加快，或意见日益压倒了信仰、知识又日益压倒了意见，而在于它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前人在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社会——中摸索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先例和教诲，要想学到这些教训，我们只能再做尝试，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们著书立说，只是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使我们拥有了比历史知识更有益的历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它对于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养，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我们的历史判断力，无论对于公众或私人行为，还是对于来世的希望，都是大人可为的。经过近代各种事件和相互比较的锤炼之后的信念，其坚定性与力量，会大大超过那些受着每个新事物的困扰，常常比幻觉和无据的偏见强不了多少的信念。
人类的首要关怀是宗教，它是近代几个世纪的显著特征。这几个世纪以新教的发展为标志。它们从一个极端麻木、无知和衰败的时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场激烈而持久的冲突之中，无人能够想像它的无穷后果。教义信仰（Dogmatic conviction）——因为我避免使用与当时的许多特征联系地一起的信仰（faith）一词——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直到克伦威尔时代，它仍然是公共政策的最高支配力量和出发点。然后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持久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减弱，甚至势不两立的信心也不再那么精力旺盛，于是好斗的精神开始为科学精神留出了余地；暴风雨过后，出现了一片尘埃落定的场地，许多争论都留给史学家们去沉稳而祥和地解决，他们本来就具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把宗教事业从诸多不公正的谴责中，从更为有害的公正谴责中拯救出来。兰克常说，在七年战争之前，教会的利益支配着政治，它标志着社会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结束于勃兰登堡的主人们唱着他们的路德教圣歌在卢蒂尼亚采取的行动。那个大胆的主张即运用于今天这个时代，仍是可以质疑的。当罗伯特·皮尔爵士解散了他的政党时，追随过他的领导人便宣布，没有任何天主教教义能够成为使它重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强调指出，在1870年7月，即法国战争爆发时，惟一坚持废除教会世俗权力的政府是奥地利；此后我们便目睹了卡斯特拉尔的下台，因为他试图调和西班牙同罗马的关系。
1850年后不久，几个最聪明的法国人对本国人口增长受到抑制和“未来不列颠” （Further Britain）突增的人口统计数字深感不安，预言英吉利民族的优势地位即将到来。他们没有预见到——当时谁都未预见到——普鲁士更加迅猛的崛起，以及世界上这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到本世纪末会成为基本上皈依宗教改革的新教各派的国家。因此，这几个世纪，对于宗教正如对于众多事物一样，一直促进着新事物的产生；引力中心从地中海国家转向大西洋国家，从拉丁族转向条顿族，同时也从天主教转向新教。
历史科学同政治科学一样，从这些争论中脱颖而出。正是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前的清教徒时代，神学与政治学携手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变革，其本质与其说是教会之争，不如说是教派之争，分裂常常是由于戒律和自律方式（self…regulation）的不同，而非教义的不同。各个宗派并没有控制国家的野心，他们更多地关心着个人而非信众，热衷于宗教秘密会议而不是国家一级的教会。他们虽视野狭窄，却又目光敏锐。他们认为，政府和制度如同尘世万物二样，注定是要消亡的，而灵魂却是不朽的；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恰如在永恒和时间之间，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强制命令的范围应当控制在确定的界限之内；过去由权威、外部戒律和有组织的暴力所为之事，应当采取分权的方式处理，并委之于自由人的理智和良心。于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由理性对理性的支配所取代。宽容的真正使徒，并不是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寻求保护的人，也不是那些没有信念可保护的人，而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不论他们的事业如何，宽容都是一个政治、道德、神学的信条，一个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问题。这样的人就是索齐尼，以及一些更小派别的人们——罗德岛殖民地独立的创建者，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主教。用于鼓吹信条权威的大量精力和热情，也被用于预见中的自由。空气中弥漫着发出新呐喊的热忱，但是事业未变。它成为一种自诩：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传；宗教思想的发展对政治生活之既定形式的这种转变和颠覆，将我们带到了我的论题的核心，为我们展现了历史循环之重要的关键特征。它的起点是历史上那场最强大的宗教运动和最优雅的专制统治，它导致了各国生活中的政治高于宗教。最后，结束于一种平等的要求：每个人在履行天职时都不应当受到其他任何人的约束——这是个携带着风暴和破坏力的信条，是人权（the Rights of Man）的内在实质和革命颠扑不破的主题。
如果我们考虑到敌对势力的情况、他们持续的抵抗和一再崛起，考虑到在1685年、1772年、1808年这些斗争似乎永无成功希望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若没有17世纪宗教动机所提供的威力，世界朝向自治的进步便会束手就擒。这种朝向有组织有保障的自由状态的不断进步，是近代史诸多事实的特征，是它对神学理论的贡献。我确信，许多人会发现这是种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会质疑这样的结论：世界虽无多大进步，但智力是个例外，它正在获得自由，或自由的增长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个成果。我的导师兰克便反对前述观点，孔德这位更优秀者的导师，认为我们在死人之手的合力重压之下，拖着一条越来越长的链条；我们许多晚近的一流作家——卡莱尔、纽曼、弗劳德——认为，在证明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上，并无进步可言，若仅仅是自由得到了加强，这就如同朝着尾巴方向前进的生物运动一样。他们认为，针对坏政府而急于采取的防备措施，是通向美德的障碍，它使能者受制于无能者，为庸碌众生的利益而放弃开明的品德，因而败坏道德和灵魂。他们坚信，为人类所做的伟大而有益的诸事，都有赖于权力的集中，而非权力的平衡、抑制和分散；源于正在消亡的宗派的辉格党理论，即惟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统治须赖臣民的同意，是对世代相传的那种神圣意志的背叛。
我陈述以上反对意见，不是为了陷入与我们不一致的一门学问的激烈争吵，而是为了借助于界定对立的说法以表明我的主旨。在此，没有任何政治信条比史学家的如下格言更能说明我的意图：尽可能替对方考虑，避免自己的偏执和自负。这就像18世纪的一句源于柯尔贝尔的经济学格言“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在创立方法上即使它不是定论，也是重要的一步。不错，像麦考莱、梯也尔和当代两位最伟大的作家蒙森和特赖奇克这样最具感染力的人物，把自己伟岸的身影投射于他们的著作之中，这种做法对伟人是合适的，而且一个伟人也许抵得上几个完美的历史学家。然而这句谚言自有道理：史学家不露面时，才会有最杰出’的表现。我们更恰当的榜样是牛津主教，除了他面前的事件，他从不说明自己的想法；还有他著名的法国对手福斯泰尔·德·库朗热，他对一群兴奋的听众说：“不要以为你们是在听我说话，这是历史自己发出的声音。”除非考虑到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便不能在这四百年的历史观察中发现哲理。这会是一个片面而错误的诱导。但是我期望，即使这段短暂而难以启迪人智的历史，也有助于大家看到，超然于他所要拯救的人类之上的基督，他的行动并未失败，而是还在加强；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已经获得的自由是个道德成果，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