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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发生的两桩事件预兆着冬季的麻烦。9月6日，19位德国主教在富尔达（Pul山）聚会，公布了一封告教友书。信中他们肯定全体主教绝对团结一致，公会议既不会增添新教义，也不会触犯世俗权力，教皇愿主教们自由地考虑和辩论。这一宣言直接而明显的含义就是，主教们拒绝承认《文明》和《汇报》宣布的方案。罗马收到这份宣言大为恼怒。但是不久后便看出，为了让持对立意见的人签署，为了掩盖真相，它有意使用了含糊不清的措辞。门茨主教宣读了维尔茨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认为提出教皇永无谬误说的问题是不明智的，但是表达了作者对它的信仰；有一位主教表示不信此说时，帕德博恩主教告诫他，罗马不久定会敲碎他的反骨。多数派期望，如有可能的话，不必质疑该说的不当就阻止其确立。于是，他们给教皇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提醒他危险的存在，恳请他到此为止。几位签署告教友书的主教拒绝在那封信上署名。这封信在罗马引起很大的不安，它的性质被谨慎地掩盖起来；一位外交官根据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权威消息报告说，这封信纯属乌有。
11月中旬，奥尔良主教留给教区一封告别信。该信浅尝辄止地谈到了他所了解的与教皇永无谬误说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他说反对确立该说的意见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由于这位主教的名望不亚于一位保卫宗教的世俗权力和论证《邪说汇编》的教权斗士，这封公开信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罗马的形势。显然，永无谬误说的确定将会受到反对，而且反对派的支持者将会是一些声名卓著的人士。
早在11月份就开始到达的主教被安慰说，出现惊慌只是捕风捉影的结果。没有谁在梦想着永无谬误说成为教义，或者，即使这种念头曾受到欢迎，现在也被抛弃了。枢机主教安东内利、贝拉尔迪、德·卢卡和会议秘书费斯勒公开反对《文明》，阿尔卑斯山以南所显示的鲁莽，与支配着教会团体上层的那种温和、友好的坦率和高贵公正的智慧，形成了奇怪的对照。后来，该教义的反对者中一位颇有名气的主教，在一封发回国内的信中写道，永无谬误说将要确立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它只是巴伐利亚报纸邪恶的幻想，苏拉主教是它的受骗者。倘若这个阴毒的报道导致了那些过时意见的复兴，它就应受到谴责。这些抗议对公会议公布此说形成了挑战。不幸的是，使它不受到注意是很困难的。决定必须由主教们作出。如果他们想表达他们适当的热情，教廷是不可能限制他们的。但是教廷没有主动采取行动。无论做何种事情，都要做得足够中和，使每个人感到满意，又要避免犯下让一个宗派获胜的过失。有些人建议，对于任何质疑该教义的人，教会都不应开除他们的教籍。一位高级教士设想，可以设计出一种表达方式，即使雅努斯对此也无法提出异议，而事实上却意味着教皇是永无谬误的。当时普遍推测，根本不存在有利于主教的主张的材料，他们共同站在世界的对立面。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公开避免与大会的准备活动扯在一起，他身边全是一些不属于统治阶层的神学家。他从未学会怀疑永无谬误说本身，但是对它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保持高度警惕。他认为教皇正在准备对付初任职时的那些困难的再次发生。他作为一个神学家并没有得到信任，或向他征询有关神学的问题；然而，他被期待着抵挡那些不知畏缩的伎俩。
教皇请求外交使团帮助他减轻误信的德国人的惊慌。他向一位外交官保证说，《文明》并不代表他的意见。他告诉另一位外交官，他将不批准任何可能在主教中引起异议的提议。他对第三位说，“你来到了一个祥和的地方。”他把自己召集公会议的目的说成是为了获得救治传统弊端与现代错误的方法。在对一些主教的讲话中，他不只一次谈到，他不会做出可能在主教中引起争议的任何事情，而只满足于发表一个支持不宽容的声明就行了。他当然期望天主教能够在英国和俄国享受到宽容的好处，但是一个信奉排他性救世说的教会，必须拒绝这个原则。这些讲话的意味是，惩罚理论将起到永无谬误说的替代作用，也即，如果作为统一天主教之方式的宗教法庭被组织起来的话，阻挡永无谬误说之确定的最大障碍就会被排除。的确，永无谬误说似乎只是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通过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如果有教令确认《邪说汇编》的第二十三条，宣布任何教皇都从未超越他在宗教、政治和道德上的正当的权力界限，教皇也就满意了。
当12月上旬调整大会议程的发布时，大多数主教认为可以放心了。教皇独自承担提案的初步审查工作，并总揽大会官员的提名权。他邀请主教们提出自己的议案，但是要求他们首先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教皇自己任命的，半数成员是意大利人。如果某议案被允许通过，仍需要获得教皇的批准。因此教皇可以随意排除任何一个议题，即使全体会议成员都希望讨论它。选出了四个委员会做大会和教皇之间的协调工作。当某一教令经过讨论，受到反对，便连同修正意见一并被提交给其中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在神学家的帮助下重新考虑。当它带着该委员会的修改和意见返回大会时，即不再讨论便付诸表决。大会讨论何种事项，取决于一些幕后的神学家，大会表决何种事项取决于一个二十四人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正是在这些委员会的选举中，主教们获得一个影响教令形成的机会。但是，教皇的神学家占居着优势，因为他们可以被召去在这个委员会中辩护或改动他们的意见，而那些发言或提出修正意见的主教却被排除在外。实际上，初步审查权是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即使会议的第一项规则仍起作用，主教们也不可能恢复怀疑，重新设下为不可预测的辩论做准备的困难。由于只允许对教令辩论一次这个错误，而且按神学家们拟定的原样进行表决，这一规则最终失去了作用。这一措施的制定者并不期望任何真实的辩论。它与特兰托会议处理事务的方式大不相同。在特兰托会议上，主教们的权利得到正式肯定，外交代表被征询意见，主教们在集体讨论之前分组讨论。所以，特兰托会议规则的文本受到严密的控制。还有进一步规定，发言报告不应分发给主教，凡与大会事务相关者，一律要最严格地保守秘密。开始主教们并没有义务遵守这项规定，但是后来被通知说，违反这项规定是严重的犯罪。
这个重要的规定并没有成功地禁止公共舆论的行动。它只适用于大会辩论；许多主教们在轮到他们发言的会议之前，热烈而自由地讨论，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言论若被新教徒记录下来在国内反对他们，他们所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印发的七百份的文件不可能处在保密状态。规则也不得不向使它失效的例外低头。系统的掩盖，以及在解释与措辞上丰富多彩却回避事实本质的辩解，使罗马的用心失去了人心。以通常的官方语言表述的文件，被人们突破限制公开于世，以为它能透露出一些黑暗中的秘密。秘密讨论助长了夸大报道的风气，扩大了捕风捉影的范围。罗马对讨论没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天主教世界满是那些重要主教们各自的拥护者。拥护者的偏见危害着主教们的尊严，影响着他们的辩论。不论说了一句什么话，皆被重复、夸大和歪曲。不论何人所说的话，只要是不能在大会上说出的一句针对对手的尖刻的话，他就知道听众将会高兴地传播开去。奥拉之战重又开演，武器是轶闻、警句和谎言。会议早期流行着一种彬彬有礼和高贵典雅的交际风气。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做完一个阐述反对意见之实际情况的发言，走回自己的位置。当他经过会议主席时，主席们鞠躬表示敬意。2月，大会曾静静地听取斯特罗斯马耶和达尔包对罗马教制的公开批评。对立双方互相给予言过其实的赞扬，就好像不同意见并不重要，他们是同心同德一样。随着阴谋加紧进行，疲惫、兴奋、四处活动的人们，使得语气变得更为尖刻。2月，拉瓦勒主教公开指责杜庞卢是一桩耻与人言的密谋的中心，并表示宁死也不愿与如此的邪恶扯上千系。一个少数派说他的对手在某某时候就像一群自鸣得意的牛。到那时，大会的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教皇亲自出马了，粗暴的语言和态度已成为早日达到目的的策略和工具。当大会开幕之时，许多主教就为诏令《Multilices》（《教皇诏令》——原文为拉丁文）感到迷惑和沮丧。他们担心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即使不提出教义问题，他们的权利也可能被剥夺，以便使教皇在教义中处在最高的地位。一位枢机主教告诉教皇说，会议规则将受到抵制。但是庇护九世知道，在750名主教中流行着一个愿望。那些在文明的中心一言九鼎的人们，那些在三个月前与野蛮人、巴黎圣母院的传道士、德国教授、美国西部的共和主义者进行艰苦斗争的人们，那些具有各种各样的磨练和各种各样的经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他们要像罗马当地的高级教士一样自信而急切地欢呼教皇为永无谬误。抵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无望的。那些二十年来不愿表示服从的主教们现在联合起来给教皇脸上抹灰，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在1867年的致词中公开承认，他是所有基督徒的教父，是圣彼得的代言人，他们将信仰和传授他所信仰和传授的东西。1854年他们允许他宣布一条教义，他们中间曾有些人感到害怕，一些人表示反对，但是当他没有通过大会的形式就宣布教令时，所有的人都屈服了。最近出现的反对不值得惊慌。富尔达会议的主教们担心出现德国那种后果；但是他们肯定，全体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