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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那种后果；但是他们肯定，全体主教团结一致，不会再有新的教义。他们对罗马正在筹备的一切知道的一清二楚。假如他们的告教友书不意味着永无谬误说不是新教义，所有的主教都信仰它，那么这封信便没有意义。即使是奥尔良主教也避免直接抨击这条教义，声明他忠于教皇，并期望大会将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可以肯定，任何真正阻挡该说之确定的企图，都将被这些主教的优势力量所征服：他们被现代的教会体制置于一种依附罗马的地位。
只有德法两国的主教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地位进行抵制的主教；罗马所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也只有法国的现代自由主义和古老的越山主义，以及德国的学术界。越山主义的学派几乎绝迹，它在其他国家没有立足之地。它主要的对手是自由派人士。自由派中思想最深刻的人们意识到，罗马像巴黎一样都有害于宗教自由。但是，既然《邪说汇编》使得不与罗马冲突便不可能继续追求自由事业，所以自由主义已不再信心十足。自由振瓦解了。他们假称，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教皇，而是一份法国报纸，他们以国王的名义同国王的军队战斗。当奥尔良主教发表告别信时，他们便退出战场，让他独自去冲锋陷阵。蒙塔朗贝是一位最坚强的自由派人士，此时变得非常孤立。他日益激烈地指责这些旧友背叛原则。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沮丧之年，他脱离了沉溺于罗马主义的本国教士，感到他的思想家园是莱茵河畔。就在最近，科布伦茨演讲深深触动了蒙塔朗贝的心灵，它的思想在德国广泛地传播。这些思想受到大学的欢迎，但是从讲台转向外部世界的过程艰难而缓慢。罗马理论的入侵增长了反对它们的那些人的力量和影响。但是大学地位的上升又使它们与主教发生直接的对抗。奥地利主教一般处在大学的影响范围之外，而德国主教普遍与之处在敌对状态。12月，德国最著名的一位主教说：“我们主教投身于自己的工作，我们不是学者。我们急需学者的帮助。我们期望，大会只提出依据实际经验和一般常识就足可处理的问题。”德国所利用的神学力量仅仅是偏向主教的那部分。
大会开幕之际，知名的反对派有四个人。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过去没有公布他的观点，但是他一到罗马便把它公之于众。他随身带来一篇印好的文章，题为Desideria patribus Concilii oecumenici proponenda（《向大公会议吁请书》——原文为拉丁文），该文借鉴了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的思想，他们是他所在的波希米亚教会的教师。他恳请罗马教会不要增加不必要的信条，尤其是不要确定永无谬误说，确定该说有重重困难，而且会动摇甚至是最虔诚的心灵中的信仰基础。他指出《禁书目录》不能再如此实行下去，并力劝教会应当在促进自由和知识而非特权和强制中寻求自己的力量，应当借鉴民主制度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他热情地倡导正成为匈牙利兴起的自治制度。与施瓦茨贝格、杜庞卢和马雷不同，巴黎大主教并没有对大会采取敌意的行动。但是在所有来客中他是最令罗马害怕的。教皇曾拒绝任命他为枢机主教，并给他写过一封谴责信，批评他很少受到主教的支持云云。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零星地反对某项措施，而是反对教皇制的特殊精神。与教会思想相适宜的那些惯常偏见和狂妄主张与他格格不入。他既不狂热，也不优柔或矫饰。他有敏锐的判断力，完美的性情和极其丰富的智慧。利用《邪说汇编》这一机会来给教皇灌输中庸之道，符合他做事的一贯风格：“噢，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你的责难颇有威力；但是你的祝福更有效，上帝在本世纪中叶擢升你到教皇的宝座，你可以为这个赎罪，为那个封官。让它们成为你的责任吧：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把自由与权威结合起来，把政治与教会结合起来。宗教、时代与苦难赋予你三重权威，你以此所做，以此所说的一切，对各国的前进或后退都有深远的影响。从你那博大的基督徒胸怀里发出一句话吧：赦免过去，安抚现在，开辟通向未来的坦途。”
曾让许多没有疑心的主教受到哄骗的各种保证迅速消失了，他们意识到正面着对一场阴谋。如果他们不慎同意欢呼的表决方法，这场阴谋便即刻成功；如果他们让自己落入《Multilices》（《教皇诏令》——原文为拉丁文）诏令的圈套，它最后也必定成功。有必要使通过任何教令都必须经过合理的讨论，有必要作好准备以抵制大会的议事规则。12月1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场面混乱。但是，一名来自土耳其边疆的主教站出来反对会议规则；大会主席阻止了他，说这是教皇决定的，并没有提交给大会审议。主教们感到他们落入了陷阱。一些人开始考虑打道回府。另一些人则争辩神授权利的问题受到议事规则的破坏，他们非要把会议的存续在这些权利的有无上不可。许多人更热心于这个法律问题而不是教义问题，并且受到一些目光更加敏锐的人士的影响。如果他们对永无谬误说的教义问题有所共鸣，他们是不会与这些人士发生联系的。对权利受到侵犯表示抗议的愿望并没有很强的凝聚力。主教们还没有互相认识；而且，他们曾给国内的会众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罗马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他们要展示教会的团结，击败敌人的冷嘲热讽，所以他们并不马上就承认他们发现的事实所表明的全部意义。一个结构如此松散的团体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软弱分子必须被清除出去，坚定者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效的反击。他们签署了几份没有成效的抗议书。他们祈求，他们不去抵制。
可以看出，罗马拒绝外交官的介入使它获得了很多好处。因为，若非如此，大会的形式和规则就要承认外交行动。向大会派出代表的想法是法国人重新提出来的。于是一场令人厌倦的谈判开始了，它持续了几个月。除了时间拖延外，一无所获。直到干涉政策不光彩地结束，教廷可以对付孤立的主教之时，才提出实质性问题加以讨论。而且，只要政治势力还有可能将永无谬误说排除出大会的范围之外，反对派便不会提出它的真正主张。这个联盟是不稳定和虚假的，但是它在这个状态中维持了很长时间，使次要的势力也能够为争取发言权做一番努力。
在抗议的主教们还没有抗议永无谬误说的时候，存在着一种阻止反对诏令转变为反对该说的可能性。格勒诺布尔的主教被认为是其国人中一个优秀神学家，此时被探询他的意见和态度：他实际上是承认该说的。同时，奥尔良主教的教友则坚称他所质疑的不是该教义，而是该教义的确立；马雷在他的那部书中宣称他仅仅反对教皇永无谬误说。如果主教们被分别征询意见，并被告知永无谬误说不会形成教令，彻底反对该说的主教将是极少的。有很多人或是从没有认真考虑过永无谬误说，或是以为尽管它在争论中经不起证据的检验，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人而言是正确的。威斯特敏斯特大主教似乎抱着这样的理解，他认为除了主教大会是永无谬误的之外，教皇则不是。他要求，这些话在被译成法语时，应当具有独立而又不互相排斥的意义。体现着双方的相同观点或相互认可的意见的一个含糊的表述，要比意见一统更有利于自由，同时也不会增强教皇的权威。罗马决心谨慎地处理这件事情，调动它的强大机器，充分利用组织和预先知道信息的优势。
大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选举教义委员会，一个权威人士提出一项建议，即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公平地代表不同的意见，应当包括一些主要的反对者。否则，他们就会被迫听从其他势力而非支持他们的人、就会脱离朋友而转向敌人、就会感到来自官方的压力、这样反对派就无法存在了。如果这些慧识得到采纳，7月的丰收在1月就可以收获，同时后来的长期斗争所产生的倒退也可以避免。枢机主教德·安杰利正在组织一场虚假的选举。他得到了大主教曼宁的如此建议，但是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更谨慎的方针。他让人把一份印好的名单下发给所有易受影响的主教，该名单排除了所有不站在永无谬误说一边的名字。
同时，几个国家的主教们举荐本国人作为候选人。为此，在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的主持下，大约四十几个德国和匈牙利主教举行聚会。他们的聚会不仅坚持下去，而且随着那些不同情反对派的人逐渐退出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人分成两组，一部分会聚在枢机主教马蒂厄处，另一部分则会聚在枢机主教博纳绍斯处。曾有人提出合并一处的建议，但是博纳绍斯出于对罗马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征询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意见，报告说教皇不喜欢主教大规模的聚会。而且，如果法国主教合并一处，反对派就占据了多数，将决定候选人的选出。他们各自投票；博纳绍斯提供的名单对别国主教说成是法国主教们的共同选择。马蒂厄小组认为这是一个欺骗，决心诉诸教皇；但是马蒂厄看到一场暴风雨正在形成，自己将被教友们推举为代言人，就慌忙跑到贝桑松过圣诞节了。他这一小组的选票全部丧失。甚至格勒诺布尔主教在一次会议上赢得29张选举，在另一次会议上赢得13张选票，也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委员会按选举组织人的愿望组成了，这第一次力量的检验似乎摧毁了反对派。处在教廷完全控制下的力量，可以从那些盲目投给候选人的选票上估计出来：这些投票人将选票投给了非本国主教所提出、不为他们认识的候选人，即他们没有荐举人选便将选票投给了官方名单上的人。按照这个估计，罗马可以控制550张选票。
一项已筹划两月之久的法案，选在这一胜利的时刻炮制了出来。这项法案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