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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经济学家整体失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啊，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研究来独立地作出结论。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责任，说所有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来开个会，表决作出集体意见。如果这样就没意思了，就好像投票似的，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还是要有分析，要引导人们去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是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公民，都应该发表意见。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2）
记者：郎咸平教授昨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前他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记者：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吴敬琏：郎咸平不是这个公司的雇员，他不会与公司的利益出现冲突啊。学者按照他独立的研究发表意见，他不会服从哪个公司的利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但是公司他也有权起诉，如果他认为你是诽谤的话。
有学者评论认为，吴敬琏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颇有长者之风。
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无数股民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因为无数股民本身就是网民，因此在网民中吴敬琏享有盛誉。吴敬琏曾经这样叙述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我又重复了历年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这个节目于2001年1月13日播出。与此同时，2001年1月12日，我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在旅馆里接受了追踪而至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庄家操纵股市的问题做了回答。这一次访问的录像在1月14日播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它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至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
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把我的观点概括为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5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据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摘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
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吴敬琏在这年“两会”期间举办了“私人新闻发布会”。他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从此，这位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但是，仅仅3年以后的2004年，吴敬琏就接连遭到了网上言论的攻击。一位记者如此写道：“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绝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4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另一方面，“郎咸平旋风”掀起以后，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绝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他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但是以他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身份，以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等人）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回应郎咸平的讲话，仍然被视为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1）
孙立平
在不知不觉中，“郎顾之争”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社会学家。
2004年9月4日下午，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首先发言。
孙立平也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者，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作为一个颇有声望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0年转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已为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普遍引用。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以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宏观上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
孙立平最著名的两本著作是《断裂》、《失衡》，两本书描述了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断裂”“失衡”这两个词语也经常被国内外媒体引用来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现状。孙立平对中国市场转型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所发出的声音，让许多经济学家也不能不侧耳静听。有学者认为，孙立平作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代表了中国学界在出现了过渡经济学的同时，也出现“转型社会学”。转型社会学并不意味着对过渡经济学的简单否定，而是意味着在理解中国市场转型这样艰巨而复杂的实践问题上，社会学同经济学同样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就在两个月前，孙立平在“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专家报告会”上做演讲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出现了并开始定型化，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造成的，当时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2000年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好转。到了2002年、2003年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经济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办法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新的逻辑在生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是和20世纪80年代非常不同的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特点是普遍的不平衡感，到了20世纪90年代资源要么有就都有，没有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产生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这表明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现在阶层和阶层之间出现定型化趋势。
有听众问：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讲真话的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