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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现在阶层和阶层之间出现定型化趋势。
有听众问：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讲真话的越来越少，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怎么认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定型趋势？
孙立平回答，20世纪90年代前，精英联盟几乎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首先结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加入进去。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它的特征是分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利益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利益化。
在“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上，孙立平把郎顾之争总结为两句话：话题相对简单，现实当中的背景过于复杂。他把郎咸平所提出的初始的问题概括为三个问题：一是公平命题，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三是改革命题，就是说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制应当停止。孙立平说：“我觉得这个命题一直激起这样大的反响，可以说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可以说这样的一场争论非常有价值。我不同意说这个问题炒得这么热，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可以说是触到了中国痛处的问题。”
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第二个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的准则。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地凸现出来。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建立新的社会所必须具有的两个基本的目标之间的张力、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这10年的时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和这两个问题的张力和矛盾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张力，在思想界形成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
他把这种对立概括为三点。第一个对立，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一边，新左派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弱势群体里；第二点对立，在改革的政策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效率优于公平，新左派强调的是公平优先效率；第三点对立，在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取向上，自由主义是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解决效率问题。部分的新左派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想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2）
两种对立的思想各自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自由主义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缺乏敏感，主要表现在对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的漠视，而一味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单项途径。有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将社会公平的问题寄希望于消除权力和垄断的市场经济。但是这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条件，特别是对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公平问题的判断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新左派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表现不敏感，主要体现在对公平问题的密切关注上，但是对于中国目前不公平问题的性质和产生原因的分析，则明显是偏颇的。其中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发生质疑，并想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主张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当中去。这个体制包括国家的再分配、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甚至是杀富济贫的社会政策。
在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眼里，近十几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背后就是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团追逐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强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强，弱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这种能力的不同可以说是社会权利的释放。无论是城市拆迁、土地征用，还是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其背后实际上都体现了不同的群体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的不同。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问题，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一个是建立社会经济体制问题，一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问题，他提出的概念是“以权利均衡为基础的宪政主义的合作体制”。如果联系到今天的问题来说，至少可以概括这么几点：
一是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推进这种改革的同时，有一个重造改革标准的问题；二是承认利益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承认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且在制度上设立利益表达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安排；三是利益的合作不仅仅是竞争，而且是合作，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劳资上形成合作主义的安排，这可能是合作主义现实体制当中的重要内容。
他最后说：“如果把郎咸平和张维迎双方对立的观点简化一点的话，做一个调查，民企的老板绝大部分支持张维迎，私人下岗职工说找郎咸平，所以不在于是学识、利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于利益的问题，把本来能够形成共识的问题，变得对立，其实如果两派争论得非常激烈，面红耳赤，针锋相对，有些东西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与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曾经发表过许多公开信，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度地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但是他主张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就像发达国家转向人道资本一样，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在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关系和外国经济制度研究，现供职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在郎咸平炮轰顾雏军之前不久，侯若石在2004年第6期《开放导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3名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3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一石激起千层浪。侯文的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有关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高度重视。这篇文章除在网上不断大量被人转贴外，《前线》、《社会科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纷纷转载或邀其另行撰写了内容相近的文章发表。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侯若石又在网上著文，认为张维迎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违反宪法规定；而张维迎把社会捐赠当成企业社会责任，也有违经济学常识。所以他奉劝张维迎 “学习宪法，也学学经济学”。
侯若石在会议上直言：鼓吹贫富差距合理的经济学家有害无益。他指责有些经济学家拿落后的产权制度、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骗人。“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说这个话有什么用？什么叫善待？我们对犯人才叫善待！谁不善待了？提点意见就不是善待了？”很明显，这是在驳斥张维迎。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路子走得太单一了，经济学界的主流派把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忽视了社会公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到底如何搞？他主张国有企业要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也要改革，但是要尽量争取效益的公平，要谋求效率、公平的平衡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是专门研究政府问题的，着眼点在政府治道变革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郎咸平的判断中，有些是正确的，但从个别判断一下走到全面判断，对民营资本进行全面清算，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并不是好判断，也不是好政策。对民营企业家违法行为的“清算”，应该是司法过程的清算。以司法的正义，取代道义的正义，以司法的程序，来取代革命的程序，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进步。在对企业家的违法行为方面，无论是外来的企业家，还是国营的企业家，都应该与民营企业家一样，受到各个方面的严格监督：侵吞国家资产，就对其进行公诉，如果侵害公民利益，则让其通过主张损害赔偿的形式对其提起民事诉讼。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
中央编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是对东欧和俄罗斯有相当深刻研究的学者。她从俄罗斯东欧的改革中得出结论，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缺陷，关键在于公平问题。金雁在发言中提到：“对于改革当中的公正问题，我和秦晖很早就注意到了”。
秦晖就是金雁的丈夫。郎顾之争以来，许多学者期盼着这位著名学者发言。
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1）
秦晖
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在经济学家们激烈的争辩中，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的名字被屡屡提及，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这位从研究农民史转而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就已在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
挺郎的“非主流”人士纷纷回顾自己过去也批评过这场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但与他们相比还是秦晖最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已经引起社会不满，也使研究农民史的秦晖产生了改革可能遭扭曲的忧虑。1990年左右，许多人断言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将会终止，但是他从历史上许多类似过程中感到改革过程反而会加速。果然，1992年后改革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从“经济史”走入了“经济”。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