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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争夺是残酷的，能够最终胜出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争夺者不仅能力超群，而且往往凶残无情。朱元璋不仅在实践中增长经验，还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如何处理与诸将之间的关系。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一天，朱元璋阅读《宋史》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收诸将兵权那一段，便对起居注詹同说：“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他认为，帮助宋太祖收回兵权的宰相赵普是贤相，如果那时候宋太祖不能集中兵权，后来的国家局面将会像五代混乱一样。朱元璋的事业一步步发展着，他已逐步具备了正确审视历史的眼光。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削除诸将的兵权对巩固皇权也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朱元璋在铲除政治权力对手时，手段之残酷亘古未有。
胡惟庸案之谜
胡蓝之狱，也称胡蓝党案，是胡党之狱和蓝党之狱的合称，“胡”指胡惟庸，“蓝”指蓝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历史上宰相篡夺皇权的并不罕见。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大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他对身边的任何权臣都会严加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身边的任何权臣都面临着危险。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是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以示旌表。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练就的残忍（2）
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但仔细读历史，《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像故事传说一样，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那么，既然胡惟庸没有正当罪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
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我们说，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说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牵连的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王国用就上书为他鸣冤，意思是说李善长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使帮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会更高，李善长不会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李善长这样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场，将会令天下人寒心。
据说，王国用的这封信是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虽然批评尖锐直白，但入情入理，无可辩驳。朱元璋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前面我们说了，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人说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是亲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介绍来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处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又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长抓来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李善长从朱元璋一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在他的左右给他出谋划策，并供给军饷。但朱元璋在集权问题上从不手软，终将李善长处死，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