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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拿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较——汉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时，他们自己还很年轻，正处壮年，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他有个能干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有这个弟弟驾驭诸臣，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至于明太祖，他起事虽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时则年已六十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而做准备了。因此，他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推见其心迹。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赵翼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是为了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当时，明朝刚刚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保证了统一战争的完成，有利于抵御外敌，有利于保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的极端专制和野蛮杀戮，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四部分勤政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是一个少有的勤政皇帝，他体力充沛，精力过人，事必亲躬，无遗巨细，几乎从不知道休息。早年艰难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不畏繁剧，而支持他的，还有他自己认定的身为人君的责任。
朱元璋打江山，戎马倥偬；明朝建国，百废待兴。天下庶务，总于一人，非有过人精力，无法承担。
有人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从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之中，天下各衙门所上奏章达一千一百六十件，所言之事有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计，也要有一百一十六万字，这样算下来，他平均每天要批阅二十余万字，处理四百二十三件事。此外，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面奏，接见各地来京上告的耆民，处理百姓击登闻鼓直接告状的事，定期接见朝觐的官员，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朱元璋曾说，我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奋努力勉励自己，天没亮即临朝，太阳偏西才回宫；夜里想着天下大事，睡不安稳，就披衣起床，观看天象，看到一颗星星位置不对，就会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应当马上办，立刻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他惟恐各项事情的处理有一丝一毫的不当。
朱元璋操劳国事，常常吃着饭就停下来，想起一事，就写在纸条上，贴在身上，因此他穿的衣裳往往贴满了条子，就像浑身长满了羽毛。在他的后宫和殿堂的墙上，也都贴满了条子，事情办完后才取下。
朱元璋为什么要如此不知疲倦地工作呢？因为他认为身为“人君”，有一种责任——他说：“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民无所赖，贻患不可胜言。”最重要的是“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安敢安逸！”我们从这番话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追求与志向，那就是以救民自任，以圣人自期：“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滞。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他认为，常人与圣人的区别在于勤奋和思虑，他想要做大禹、周文王那样的圣人，而以元朝末年皇帝的骄奢淫逸为戒。
此外，朱元璋还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简朴皇帝，他的简朴并非出于吝啬，而是出于爱惜民力的真诚。当然，长治久安也一直是他考虑的因素，他担心骄奢淫逸将会导致国家不旋踵而败亡的命运。
明朝人称赞朱元璋，说他：“节于自奉，食不用乐，罢四方异味之贡。非宴群臣，不特设盛馔。功业益崇，益尚俭朴。”这话意思是说，朱元璋的吃穿用度很节俭，吃饭时不像一些帝王那样需要演奏音乐，他还下令各地停止进贡珍奇异味，如果不是要宴请群臣，绝不摆大的宴席。朱元璋功业越高，越崇尚简朴。
朱元璋曾经到东阁视察，当时天气酷热，汗流沾衣，跟随的人随即给他换下湿衣，那些衣服都是洗了又洗的。参议宋思颜说：“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朱元璋听了这话很高兴，于是赏给了这个参议一些宝钞。
朱元璋厉行节俭，是因为他体会民心，爱惜民力，他认为天下百姓的饥寒冷暖与他息息相关。他说：“忧人者常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每进一膳，即思天下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
历代由于骄奢淫逸导致败亡的教训太多了，为了明朝的长治久安，他将其牢记心中，时时作为警示，同时他还要以自身的行动给下面做出榜样。他曾经说：“古王者之兴，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尝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后世昏庸之主，纵欲败度，不知警戒，卒濒于危亡，此深可慨叹。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侈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四部分贤德的马皇后（1）
中国古代社会是绝对男权主义的社会，占人口一半的女性一直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处于从属地位。即使如此，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像朱元璋这样一步一步从社会底层走到权力巅峰的人，也从一个女性那里得到过良多助益，那就是同样从社会底层与他一起一路风雨走来的大脚马皇后。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史书，都对她赞誉有加。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使马皇后以大脚而闻名：有一年元宵节的晚上，朱元璋微服出行，京师（即南京）的风俗是元宵节晚上猜灯谜，老百姓把这个当作元宵节娱乐活动。朱元璋忽然发现一幅画，画上画着一个女人，她赤着脚，怀里抱着一个大西瓜。这个谜语不难猜，大家一看就明白，随即哄然大笑。可以想象，朱元璋有多生气了。第二天，他竟然下令将那片地方“空其室”，就是将那里的居民都杀了。这个谜语，其实是在暗喻“淮西妇人好大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皇后祖籍淮西，根据这个传说，出身社会底层的她脚很大，而在那个时代，对于妇女来说，大脚是地位卑微的标志。
一些人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朱元璋的残暴——只因为有人开玩笑说“淮西妇人好大脚”，朱元璋便认为这是讽刺了他的老婆，不问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其实，这桩传说难以查证，但是，我们却从这桩传说中读出了另外的含义——朱元璋带着一群“土包子”打下了天下，改变了社会秩序，一些既得利益者不仅威风扫地，而且失去了大量社会财富。在朱元璋当政后，他为了打压这些富民，强行将他们迁离家乡，那么，他们对朱元璋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一时间从龙之臣，王侯贵戚大都是淮西人，这些“土老冒”，出则华车骏马，入则良田美宅，好不威风。但贵则贵矣，富则富矣，却仍然难掩他们的浑身土气——原来居住在京师或被迫迁到京师来的富人们，不免瞧不起这些淮西老土。他们可以编造出“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样的花鼓调，那么，再编出“淮西妇人好大脚”这样的谣言，以显示自己文化血统的优越，发泄对新统治者的不满，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脾气暴躁的朱元璋对此岂能容忍！如果上述杀戮的一幕属实，那也是对不满新朝者的镇压，其对象应该是过去的富民、贵族，或是故元政权的支持者、同情者。前面说过，贫苦百姓是欢迎新朝的，他们不会编出歌谣来反对朱元璋。所以，朱元璋的杀戮即使造成“空其室”的惨剧，被杀的人大概也不会是贫苦百姓——那个时候，享受着太平日子的贫苦百姓不会反对朱元璋，朱元璋也不会杀他们。
这故事是真是假，暂且不论，但我们可以从这传说中推断，皇后马氏有一双大脚则是可能的。旧时小脚是妇女身份的象征，人们从一个女人脚的大小可以区分其出身门第之高低。士绅富裕之家的女性有条件讲究仪态，以使之符合男权社会的审美习惯；而终日为生计劳苦奔忙的劳动妇女，还要做沉重的体力活，自然离不开一双大脚，男性劳动者大多也无暇、无心欣赏女人的小脚之美。马氏出身贫贱，有一双大脚，也就不奇怪了。
马氏身体里同样流淌着反抗者的血液，她生于乱世，本是壮士之后。马皇后是郭子兴的养女，出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她的生父马公是宿州人，家住闵子乡新丰里，本是普通百姓，以兄弟年龄排列，人称马三。马公淳朴质实，少壮时膂力过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诺，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办到，刚强疾恶，见有行为不义的人，就如同见到了仇敌。他性格暴烈，如果有人与他意见不合，他就会愤然出手打人，就算弄出人命也无所畏惧，当地人都不敢惹他。当时元朝政权渐渐失去控制，天下即将大乱，马公由于与人忿争而杀人，他担心遭到官府惩处，就把家搬到了定远。后来赶上天下大乱，他就携带妻儿外出躲避兵乱，而把女儿托付给定远土豪郭子兴，马氏被郭子兴收养为女儿。
郭子兴起事之初，正处于用人之际，前来投奔的朱元璋表现不俗，得到了郭子兴的喜爱。郭子兴的小张夫人向郭子兴建议说：“现在天下大乱，夫君您要举大事，正应该收召豪杰。我看这个姓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