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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栈房做过工作，后来日本侵略期间不幸去世。
“听说阿佩的母亲也住在茅湾村，对于我的房子等情况，她都知道的。
“其实茅湾村离开澳门是十分近，一望就可以看到澳门。”
的确，我小时候听老人讲到澳门时，总叫它为“澳门街”，口气中那仿
佛是隔三岔五总要去赶集的一个小镇。
倘若时光倒流回去二十年，不，哪怕是十年，我是会设法留在珠海，找
份工作，慢慢寻访我的茅湾村，像听音乐一样听阿佩的孙辈讲纯正的、带拖
腔的香山话的。
负疚感
很久以来我就对我的妹妹有一种负疚感。这种情绪逐渐形成一个“情
结”。在我逐渐进入老年时，它对我心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抗战时期，我的家庭一下子从小康落入了困境。父亲经常失业，大哥不
得不辍学，到一家钱庄去当“学生意”。妹妹与小弟则被疏散到外地的舅父
家去，那里至少有一口饭吃。小弟有宠爱他的外婆的荫庇，能继续过他“金
色的童年”，只有六、七岁的妹妹实际上成了帮着干家务的小丫头。舅妈有
好几个小孩，不可能照顾周到。外婆有点不明事理，采取的不是“一碗水端
平”的政策。听说有一次妹妹睡梦中从阁楼上翻跌下来；幸亏身体轻，居然
没留下任何伤残。等到战争结束，弟妹被接回来，我见到妹妹双手红肿，长
满了冻疮，头发也因为有寄生虫不得不剃去，戴了一顶绒线帽，好久好久都
在弄堂里抬不起头来。
接着她上了小学，和我在同一个地方，每天由我领她上学。那时家境已
经好转，每天早餐后可以领到五六片又甜又脆的饼干，让我们一路走一路吃。
这就是一天中很让人高兴的一项节目了。我们从家到学校大约要走十分钟，
得过两次马路。我很快就把饼干吃完了，妹妹舍不得吃，总是像蚕宝宝吃桑
叶那样沿着边缘一点点啃，过马路时总还剩下三四片。她年纪小，胆子也小，
不敢一个人过。我到那时必定以不带她为威胁，要她“上贡”一片饼干。她
从不肯，到犹豫，到作出决定，必然有一番思想斗争——每天如此！但最后
总是不得不忍痛割爱。单从一两片饼干看，事情不值得一提，但就儿童心灵
上所受的折磨来说，则是与一个无辜者受冤狱相差无几。记得马克·吐温还
是谁说过，小孩有时也很残忍，可以成为十足的恶棍。我当时的所作所为，
就和现在乱设关卡敲农民竹杠的地头蛇们没有什么区别。
妹妹逐渐长大，进了中学，又进入大学。但毕业后境况一直不算顺利，
总是在偏僻的小地方转来转去，所学的专业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机会。直到80
年代初，才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大学里落下了脚。但时机毕竟错过，直到快退
休才评上副教授。其实据我观察，她既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又是个天生的教师。
后一方面我特别不行，上了讲台，半小时内就能把全部学问倾吐殆尽，再下
去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摸爬滚打一路奋斗过来，虽然落下个遍体鳞伤，
但处境怎么说也比她强一些。虽说人人生来平等，这不过是个理想，在实际
生活中还是很难实现的。
我与河南
由于在《南阳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有人便以为我与南阳有
什么关系。其实什么关系也没有，我甚至还无幸拜访过这块宝地。不过，我
与河南省倒确实有些因缘。
“文革”期间，我们社科院（当时叫“学部”）在河南息县建立了五七
干校。后来，全体人马又都拉到明港军营里“集中搞运动”。因此我也足足
吃了两年河南的五谷杂粮，饮了两年的河南水。日子一长，河南话在我听来
分外亲切，让我感到像说这种话的农民一样淳朴、厚实。当然，那两年里，
宿舍窗户上的铁勾常被拧走，门口水桶里的水勺往往不翼而飞，地里的庄稼
也会被提前收割掉。这不免使下来“接受再教育”的老九们感到难以解释。
但也正是多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才使老九们对中国基层的真实状况有所
了解，看问题不再从书本从概念出发。就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未始不是一种
“再教育”。
我曾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吉普，送昏迷不醒的老同事庄寿慈去信阳的医
院。头天晚上，他和“五七战士”们被指令到禾场上去看样板电影。戏散时
坐在小马扎上的他再也起不来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几天直到他的家属从外
地赶来。社科院有不少同志将自己的骨灰留在了河南，他便是其中之一。庄
寿慈同志是个优秀的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从事文化工作，人品极好，
至今还常有人念叨他。
“文革”后我只回过河南一次，那是在1987 年。当时河南大学外语系让
袁可嘉、朱虹和我去开封讲学。我们所讲的——至少是我所讲的——学生们
并不感兴趣。据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练好外语口语以便出国。但学校方面由
于某种原因特别热情。临走还蒙校长李润田颁给我们一人一张“兼职教授”
的聘书。说来惭愧，我后来再也未曾为河南大学出过什么力。那张聘书至今
还存放在我的柜子里，时时提醒我自己还欠着河南大学也是河南老乡一份情
呢。
三学俄语
解放初期青年人学俄语成风，我亦不能免俗。
回想起来，我学俄语也曾“三起三落”。
第一次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当时大学尚未复课。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便看广告进了一个俄语“速成补习班”。地址记得是在陕西南路一带的一幢
花园洋房里。院子大门旁钉着一个“苏侨协会”的牌子。教师只有一位，显
然是我们从小就见得很多的“罗宋人”，亦即白俄。看来他不像是个有经验
的语言教师，甚至不像知识分子。他指着教科书，大声嚷道：“布马嘎！”
也让我们齐声跟着喊。一堂课下来，舌敝唇焦，却嚷不了几个词儿，因此那
“速成”的效果是很可怀疑的。老师偶尔也请他的夫人来纠正我们的发音。
师娘上课时倚坐在一把椅子里，稍稍倾侧着头，娇滴滴地吐出一个又一个俄
语单词，真有点旧时贵族小姐的风韵——也不知是不是“婢学夫人”。她的
发音与老师的颇不一样，让我们无所适从。现在想来，可能老师是外省人，
而师娘操的则是带法语味的“京腔”。为了探索学外语的第二渠道，——也
为了老师那60 分钟更好打发些——老师还让师娘教我们唱俄语歌曲。教的不
是有怀旧情绪的哀歌，而是节奏明快强烈的《空军驾驶员之歌》。我们十来
个中国青年在一架漏风的风琴伴奏下，随着半老的师娘娇滴滴的嗓音唱起了
三十年代的苏联革命歌曲，真有点掉进了“时间机器”的感觉。
上了几次课，不知是因为“二·六”轰炸还是大学要复课，就再也没有
去补习班了。后来走过那里，“苏侨协会”的牌子业已不见。听说侨民一部
分回了苏联，大部分又去了澳大利亚。他们也成了“漂泊的犹太人”，离故
园越来越远了。不知道老师、师娘后来日子过得怎样。中年之后还得开辟新
天地，怕也不那么容易吧。
这次学俄语，班上倒有一个熟人，那就是大学里同届不同系的“蔡老夫
子”。我记得轰炸声中我与他一起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他还穿一袭藏青麦尔
登尼大褂——上海人叫“长衫”。他发那个需要卷舌（而且需在喉头深处）
的“P”时总是憋红了脸，却还是达不到要求。得麻烦老师走到他身旁一遍遍
给他“喂小灶”。现在老夫子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听说早已是音韵学方
面的权威了。
复课后大学里果然有不少新气象，其中之一是设置了俄语课，连第一次
国共合作时的老留苏学生也被请来任教——几年后又整他们的“历史问题”。
选课的同学自然不少，我却没有赶这股浪潮，还是继续学我的英语。那时候
学、教英语都是比较寂寞的。我上的一个“大二英语”班只有五六个同学。
有一个蹲班生（不是留整整一级而是上学年英语没有派司需重念）从来不上
课，只是考试时露一下面，老师也拿他没有办法。相比之下，俄语多么走俏。
俄语老师身边总有四五个同学簇拥着。同学们在校园里相遇，远远便喧闹地、
毫无顾忌地用俄语打招呼，还起了“娜塔莎”、“娜斯佳”之类的外国名字。
遇到开联欢会，合唱《红莓花儿开》与戈帕克舞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我那
个班上一位男同学与一位女同学是跳这种舞的明星。一位脚登高统皮靴，蹲
着伸腿又收腿（这是绝活），与此同时一只手按在斜戴羊皮帽的后脑勺上，
多么骠悍！而另一位则穿着花“布拉吉”，包着花头巾，不断打旋，显示自
己灵活的胳臂与腰肢。全校上下有谁不认识他们呢！他们都是学俄语的。
等我第二次想起学俄语已经是到北京参加工作后的事了。当时俄语书刊
既多又便宜，我看着好眼馋。而且我认为我的英语已能对付着用，不妨慢慢
巩固提高。于是又通过电线杆上贴的广告去找家庭教师——学生上门去学的
那种。我按地址曲里拐弯来到闹市口（现已不存）的一个大杂院，在一间低
矮的耳房里见到一位老者。通过言谈我揣测他该是在中东铁路之类机构里当
过差，对俄罗斯文化不见得有比伏特加之类更深一层的了解。最使我不安心
学习的是座位旁窗台上漱口缸里的那根金属刮舌条，它总使我产生心理上不
愉快的联想。去过几次后，我找了个理由推托不去了。我第二次学俄语的努
力也就到此告一结束。
第三次学俄语和前两次不同，是单位推荐去的，进的是北京市中苏友协
办的俄语夜校。这回是正规的了，校长、班主任、课代表、开学典礼。。，
一应俱全。借灯市口一所中学上课，每周三个夜晚。我曾多次为上课与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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