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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福愣了半天，听见门一响，才醒过来，他跑过去打开门，充满感情地叫一声“燕燕”。但燕燕没有答应，那脚步声也没有停下。没了燕燕，他不知今晚吃什么，更有甚者，睡在被子里搂着个枕头又要失眠。可是有了燕燕呢？却又让他心不踏实。她到底是个救命恩人，还是个绑架人的嫌犯？他觉得脑子不够用了。
绝唱
刘大和年轻时不务正业，不愿种地，喜欢走乡串户到处玩儿，便学会了打丧鼓。打丧鼓可以吃不花钱的饭，还能喝顿不花钱的酒。觉得好玩又能节约粮食，一打就是一辈子。方圆百里，差不多每家他都进去过，因此熟知每家情况。
时间既久，他不但唱得好，丧鼓打得好，还从中得到了某些启示，对丧鼓有了一些理论性的认识和发挥。比如他说，打丧鼓要讲职业道德，人家在悲痛中，就得唱些安慰人的词儿。再如死者生前没什么光荣事，家人没面子，就得唱唱死者的好话。再如死者在床上躺得久，家人受拖累，就得唱唱死者有福气，等等。关注这种事的人才了解他的本事有多大，比如唱，他可以唱一天一夜嗓子不哑；比如编，他起拿鼓棒才编词儿，编得既有诗意又都贴切；比如表情，该悲的时候悲，悲得人家跟着大哭，该喜的时候喜，喜得大家觉得死者死了是件解脱苦难的好事。
别人看打丧鼓不过是混饭吃的手段，在他却不是这么简单，他说打丧鼓是一门一般人不懂得的艺术。“你们看看现在所谓的民间艺术，哪一样不是官办的？还就只打丧鼓没有变味，还是几千年前的原样，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艺术，不该好好保留吗？”这话传出来，有人就戏称他为艺术家，“丧鼓艺术家”。刘大和也不和人计较，一如既往地热爱他的丧鼓艺术。
都瞧他不起，只有家里有了白事，人们才知道他的同情和理解是多么重要。渐渐地，他获得了人们的尊重，找他学鼓词的还不少。原来那些鼓词并不总是应用在死人上，说历史，说人情，也的确是艺术。现在改革开放，体面些的姑娘都能在大城市找到好工作，倒是些能种地的小伙子们不大好办了，于是找他学的人更多。因为打丧鼓也有经济效益，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了，对他从来都瞧不起的老婆，也仿佛才认识到他的存在价值，对他体贴多了。每当他出门后回家，总是热饭热茶等着他，这越发地使他有了优越感。
不幸好日子才过了仿佛不几天，他也要死了。生命垂危之际，他躺在床上还在教徒弟怎样把握艺术，怎样把握道德。他还说，他死了不要嚎丧，只要丧鼓。但是一定得唱好。反复叮咛，徒弟们都听得厌烦了，巴不得他快死，死了好执行师傅的教导。好不容易，他终于撒手人寰，去了。
大山里没办法实行火葬，他睡进了他的大棺材。徒弟们早早地弄来了那面新制的大鼓，憋足了气，因为他为别人打了一辈子丧鼓，人们也要来看看他走得是否排场，所以人多。人一多，徒弟们就知道这出戏如果唱不好，将来混饭吃就有些麻烦，因此不敢马虎。
老刘半夜里掉气，天亮后整了一个白天，又到晚上时，人们围着棺材集中，丧鼓就开始了。那面大鼓突然一响，还颇有震撼力，人们感到浑身都起一层鸡皮疙瘩，血液也像是加快了流速。山里人重死，这时候，人们倒很羡慕刘大和，他去得好排场。
一阵鼓打的还是那么回事儿，轮到唱了，得到师傅真传的何二本起头叫板：“师傅，您好走，徒弟们送您来了啊！……”接着唱道，“黄泉路上哟，云飞扬；奈何桥下哟，水波浪……”
这时候，有人听见棺材在响，示意唱的停下来。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再唱。刚唱了两句，那棺材再一次响起，于是人们凑拢去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大家一阵头皮发麻。棺材还没盖上，盖子只搁了一半，老刘微睁眼睛，长叹一声。接着，他的手慢慢伸起来了，仿佛要抓住棺材边坐起来。徒弟们胆大，抓起他的胳膊，他果真慢慢坐起来了，嘴巴嗫嚅着。何二本将耳朵凑拢去，只听他细声细气地说：
“教你们一百遍，就是记不住。第一句要有感情，不能像打炮，一吼就出来了。”
说完就往下溜，溜下去成了原样。大屋子里安静极了，都围在棺材边，要听听老刘还有什么话说。但等了好半天，再无声响，有人摸摸脉，脉搏不跳。有人将手靠在鼻子下，鼻子无呼吸。有人摸身上，冷冰冰一团。他是真死了。于是接着再唱。再起头时何二本眼泪鼻涕一起出来，唱得颇动感情。后来他说，他的技术就是在那一刹那间提高的。
濒死综合症
■ 林 旬
祖父生于乱世，遭遇到许多磨难，一路磕磕绊绊，也终于活到９０年代。这是盛世，然而他却在这盛世里染上罕见的病症。
直至现在，我们都未能弄清这病症的名目。祖父在最后的岁月里，热衷于重复他曾历经过的苦难。他甚至自制“道具”，将一些苦难的细节演绎成滑稽而离奇的闹剧。然而当你追问他“何为”时，他比你还茫然。他完完全全忘却了这些细节的背景，忘却了这些细节所负载的苦难意味。
祖父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竟至于丧失生理上的痛觉。
祖父的病弄得我疲惫不堪，也弄得我浑浑噩噩。我常年在大学里教书，有一套严谨的概念体系。在我看来，无论什么问题，它在字面上都是明晰的，都是可以宣讲的。然而，祖父的病与我平素所做的功课却完全两样，面对祖父，我不能不浑浑噩噩。直到有一天，祖父的连襟（我们称他为“姨祖”）提醒我道：“寿木备好了冇？”我才意识到祖父的病已不可逆转。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祖父一起病即已无可挽回。
如今，祖父逝去已十年有余。死者已矣，而在生者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比草拟讣告与悼词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且将这病症报告如次，供医界参阅，以期将来对类似的病症有所疗救，并借此告慰祖父在天之灵。
祖父起病的时节，我正在故乡白鸟湖歇暑。一天正午，我从湖边垂钓归来，就撞见祖父。
我穿过堂屋，穿过天井，来到后厢厨房，恍惚觉得有人影在灶间一晃，同时听得瓷器磕碰的声响。定眼看时，是祖父。那么，祖父为何要躲躲闪闪？
“爷。”
“嗯。”祖父就立在碗柜侧旁，有些手足无措，似乎藏掖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饭吃冇？”
“饭吃了。屎也屙了。”
我更加诧异。我只是顺口问问，祖父为何连屙屎的事也拿出来当闲话说？
我揭开饭桌上的网罩，在桌旁坐定。祖父却动身一路小跑，从我背后跑过，一溜儿跑过天井、跑过堂屋。我更加不解。祖父好歹是一位教书先生，在白鸟湖也算得上是一位乡绅，平素虽没有假模假式的威仪，但也中规中矩，像一位读书人，也像一位长者。何以今天竟至如此，仿佛我是爷他是孙子一般。
晚饭时节，我再到后厢房，就听得母亲苦口婆心的絮叨。
“我说，爷呢，甚么事不好做？何以做出这等不堪的事……”
祖父就坐在母亲的对面，端坐着，垂着双手。
母亲也算是识得文字的女性，说话很是文气。她出生在镇上，属于一出生就吃商品粮的那个等级的人。从定亲到嫁与林家，随着时代的变迁，她也历经了一番起落。起先祖父是教书匠，父亲算是读书人家的子嗣，也还门当户对。后来，祖父当了右派，全家就下放到老家白鸟湖镇石板湾村。再后来，祖父当完右派，重返教师岗位，没干上几年就要退休。好在按政策可以“顶班”，即可以把自己的岗位与俸禄传给后代中的某一位。父亲老实巴交，终生都一副右派崽子的样款，“顶班”的事他不愿去。二叔远在北湖做上门女婿。三叔倒有些活气，而书实在读得太浅，又不敢去。祖父还有两个女儿，但她们都早已考学吃了皇粮。这份俸禄就只好由我母亲“世袭”。种了半辈子田的母亲没想到会在中年之际时来运转，当上了老师。
我一直不知道母亲教书是何样款，因为她去石板湾小学任教的时节，我已去镇里读中学。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她说话突然变得文气了。
“何以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呢？我说，爷呢，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为什么默默无语呢？”母亲探着上半身，殷切地注视着祖父的脸。祖父不做声，只是端坐着，没事一般。
见我进来，母亲也不避讳，给我说了事情的根由——就在今天，就在中午，就在后厢房，祖父吃过饭，顺便就把屎拉到了辣酱坛子里。南国楚地，常年食鱼，辣椒酱是去腥调味的必备之物，因而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摆着一溜儿坛坛罐罐。
我想起中午时分祖父的样子，于是说：“哦。难怪……”
“还难怪——难怪什么？”
“是这样……”我连忙将我所见述说一遍，末了我说，“我也不知道爷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见不得人哪。”母亲一声“哪”，长长地、颤颤地咏叹而出，不无慨系，也不无痛苦。“此乃家丑，不足为外人道的。旬子，不足为外人道的哪。”母亲缓缓地却是痛苦地摇着头。
那个傍晚，我们忘了吃饭，我们遇到了比吃饭更紧要的事。
“这样子的事，何以做得出？这样子的事，只有东洋矮子才做得出，断子绝孙的东洋矮子才做这样子的事。我说，爷呢，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老辈人当古话讲给我们听的，是不是，爷？”母亲依然殷切地望着祖父，祖父依然无动于衷。
“东洋矮子来了，人都躲到了湖里。这东洋鬼子就杀尽村中的活物，拆了房梁当柴烧，完了再屙屎到辣酱坛子里。所有不是人做的事，他东洋鬼都做。断子绝孙的东洋鬼——这都是你讲的古话，你难道就忘记了，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