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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人也，但他从来不谈及此事。１９７９年他又调回长江日报社，继续做他的副刊工作，不幸于第二年大病一场，严重的心脏房颤使他逐渐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这以后我常去看他。有一次他不知道怎么说到这事上来了，说有过一篇批判文章，然后眯着眼笑笑，再不说下文了。可以看出，他有难言之隐，或是存心不告诉我。
最初我想知道批判文章的作者，也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防范。后来连防范的目的也没有了，仅仅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解开一个谜团。然而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一个默契，共同遵守一个游戏规则：一个从来不说，一个从来不问。其实，我完全可以去问编辑部其他人，但是有一种力量阻止了我的这个步骤。这种力量，就是周代的人格威严。我渐渐理解了，当初他对我报喜不报忧，是为了保护我的创作积极性，又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公开发表出来，他也应该保护那位作者的名誉——那位作者也许就是他非常熟悉的人士。如果他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告诉我他就早告诉我了。在他的人格威严面前，我放弃了知情权，由他守住这个秘密，一守就是３０年。
在这３０年里，仅凭这一点，他就让我高山仰止了。也许，他并不曾教导我怎么写作，但他是我真正的老师，一位人格意义上的老师。
凡是我发表的作品周代都要看，没有的就要我给他复印，看过了都要发表意见，有时还要写文章。我有个两万字的作品，他边看边用圆珠笔圈点，每页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呈现一片非常好看的草绿色，似乎我所写的每句话都让他喜欢，都让他激动不已。这本刊物本来是我送给他的，他很珍惜地保留多年，后来又送给我了。我有个小文章，标题大约是《宁静与淡泊》，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却几次向我提起。我想起来了，我也写过他不太喜欢的一个东西，１９９２年发表的《客厅的挂钟》。这是一篇纪实小说，写我们家客厅做过装潢以后，改变了挂钟的位置，全家人除我之外都不习惯了，都强烈要求还原。其实，挂钟改变位置，利多弊少，多数时候看着方便。我自以为这篇小说有些寓意：要改变人们习惯了的东西何其难也。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又非常真实，周代就按照散文来读了。作品中有一段客厅装潢一新的描写，他在来信中用了一个歇后语，表示他的反感。他说，你这是乌龟晒太阳——摆壳（摆阔）。这番话当年在东湖召开的散文研讨会上他也说过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二十多年来出来参加公开活动仅有的三次中的一次。我并不认为他批评得很准确，但由此更加强化了我的自律，我经常感觉到有位长者站在我的后面盯着我呢。
他对我的这种事无巨细的注视，后来延伸到我的儿子身上。我儿子也说，只要是他写的文章，周伯伯都喜欢，没有不喜欢的。有个时期，他还督促我儿子写文章，亲自充当推销员，向他所熟悉的编辑投寄，并且经常向我们通报稿件处理的进展情况。我自知教子无方，在儿子高中毕业时，我就让他去拜访周代伯伯，有时候有意让他给周代伯伯送书送花，让他去从周伯伯身上感受一种人格的力量。儿子很快被周代夫妇认作小儿子了，最初周代写给小儿子的信是由我转交，后来写给我的信改由小儿子转交，儿子有心思就跑到他的这位老爸爸面前去倾诉，弄我们当爸当妈的在一旁嫉妒。有这样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儿子引以为骄傲，常常带着自己的年轻朋友去看望周代伯伯。周代每有新书出版，都送给我们两份，我和儿子各自摆在自己书柜里。
在这３０年间，我与他也有过两次不愉快的事情。一次是在１９８３年，武汉市文联准备调整领导班子，市里有关部门就通过他探听我的意向。我说我愿意转业到地方工作，但要一不进党组，二不管刊物。我的回复使他非常失望，他认为我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江南江北，鸿雁传书，传递一个信息得几天时间。大约有段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我感觉他可能生气了，就在出远门前去看他。进门我笑着问他怎么不理我了，他说本来准备不理你的，但中国有句古话，伸手不打笑脸人。见了面，说说笑笑，沟通思想，又没事了。
再一件事，我到省作家协会任职之后，他托人捎给我一篇散文，我看过感觉非常好，但我没有明确回复刊用时间，他以为我在同他打哈哈，摆官架子——这是他非常讨厌的。他好不容易下楼打公用电话，那个鬼电话又听不清声音，就生气地挂了电话。那段时间，他的身体特别不好，情绪也特别不好，总以为将不久于人世，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而不是成为遗作。隔些日子我到汉口开会，顺路去看他，我告诉他说，我的主要工作是管作协的事情，《长江》丛刊主编只是个挂名，日常工作由一位副主编全面负责，凡是直接给我寄来的作品，我认为可以用的，也都要同他商量，尊重他的意见。他恍然大悟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似乎感到无地自容。等我离开之后，就马上给我写信，检讨自己的丑脾气。
我并不认为周代是个完人，天下是没有完人的，他的魅力在于他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他是一位有自责之心的长者，经常比照他人的长处揭露自己的短处，就是在写给我的儿子——他用的爱称是小兜兜——的信中也是这样。我们之间，一老一少，情深意笃，书来信往，从未间断。后来有了电话，每周通话一次，从来都是不厌倦地长谈。无论年龄差异，还是性格差异，都没有构成我们倾心交流的障碍。
像周代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是很自然的，如果不受任何伤害反而就非常可疑了。周代不太喜欢向我展示自己心灵的伤口，倒是经常向我反省自己的过失。上世纪６０年代，举国上下奉行一个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所在的报纸副刊，对诗人管用和的短诗《绕道》发起了所谓的讨论，实为进行公开批判。其时，武汉文化界有位开明的领导人巴南冈，就对把这样的爱情诗与阶级斗争挂钩，明确表示很不以为然。周代在一篇回忆巴南冈的文章中写道：“可惜那时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把忠言当成了耳边风。至今仍然感到对不起诗人管用和，也对不起巴南冈同志。”他常同我谈起姚雪垠，为自己在五七干校期间不敢亲近这位“戴罪之人”而表示忏悔，为自己曾经对姚公率直的言谈不能理解以致误解而表示愧悔。后来我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也看到这样的记载，非常的诚恳。周代晚年有许多回忆文章，就是在清点自己的人生，检讨自己的人生。
周代本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作家，但他从不以作家自诩，自称是一个老报人。有两位报纸副刊编辑，影响了周代一生。在他还是湖南大山里的一个衣食无着的中学生时，１９４５年，他的投稿得到远在武汉的《和平日报》一位编辑的赏识，这位编辑就是其时誉满中华的女作家谢冰莹。谢先生在８０高龄上，还从美国数次来信，关注这个晚辈的病情和写作。１９４８年周代就读于武汉大学，向武汉《大刚报》投稿，受到副刊编辑曾卓的青睐，曾卓当时已经是诗名很高的诗人，还特别约见了他。比周代年长６岁的曾卓，在晚年经常探望病中的周代，鼓励他战胜病魔和坚持写作。应该说周代是有创作才气的，求学期间就不断有诗歌、散文和小说公开发表，当记者时写过许多反映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火热现实生活的报道，表现出捕捉生活的敏锐能力。但是，仅仅因为“革命分工”，使他只能当一名为人作嫁的编辑。他长期敬业于文学编辑岗位，就像当年谢冰莹、曾卓扶植提携自己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关注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奉献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得到省内外几代作家的欣赏和景仰。他的年富力强的年代都在这个领域无怨无悔地度过了。进入花甲之年以后，已是百病缠身，才算正式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每天，他倚靠在躺椅上，依托一块小夹板，写下一百数十万字作品，出版了《晚晴小集》、《雀巢集》、《伴你走向文坛》、《落霞集》等４部书。他的老同事、资深国画家鲁慕迅用一联概括了周代的人生境界：以身作炬光照人生风雨路，沥血成文书存天地古今情。
他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心脏经常出现早搏和停跳，其次数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就是这样的一颗心脏，支撑他挺过了２３个寒暑，甚至连医生都觉得是一个奇迹。因此可以说，周代的心脏，是最脆弱的，也是最坚韧的。他经常接待朋友来访，有时一连数天访客川流不息，总是平静地同客人谈天说地。他完全没有口福，吃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不得不承受的痛苦。在原来住过４０多年的老屋中，他只能看到窗外一小片天空，看到一根废弃的壁炉烟囱，对于这样一位极度虚弱的老人来说，甚至连站立的行动都是一份奢望。然而，他的生活依然充满情趣。在他的窗台上，我们看到的是，四季鲜花盛开，常年青翠欲滴。他还培育一些花钵，送给来访的朋友，我就多次得到过他的馈赠。在他给我和儿子的一百二十多件书信里，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描述当时花草的下种、出芽、开花、结实的情景，以及施肥、浇水的知识，还有对于鼠害虫灾的记载。他养的蟹爪兰开花了，煞是可爱，见我喜欢，答应给我培植一钵。而我在书信中总是把蟹爪兰写成蟹爪莲，他对此很不满意，非常认真地指出我的错误。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对天气冷热变化，异乎寻常地敏感，对来自窗外的每个不速之客，都有浓厚的兴趣。有年窗台上的石榴树结了红果子，有只画眉来侦察过了，随后带来５个同伴，闪电式地偷走了许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