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梢韵褚桓鲂』实郏刂屏四愕男卸杂伞Ｔ谀歉鍪贝嗣腔垢菁彝コ錾矸治⒘⒕诺龋郊彝コ錾聿缓玫娜嗽谌胪拧⑷氲场⒕鸵怠⒉尉⑸Ц鞲龇矫媸艿狡缡樱约旱呐Σ凰闶簿褪撬担阊霸俸茫ぷ鞅硐衷俸茫裁挥惺裁从么ΑＨ绻愕陌嘀魅位蛏纤居腥饲槲丁⑼ㄇ榇锢恚慊褂幸坏阆Ｍ绻闩龅健凹岢衷颉钡娜耍敲茨愕囊磺信Χ际前追选Ｋ运担愕那巴臼怯赡愕纳矸菥龆ǖ模皇怯赡愕牟拍芎团龆ǖ摹Ｔ谀茄乃暝拢沂背Ｌ秸庋谋г梗骸拔椅裁疵挥幸桓龊冒职郑俊毕衷冢矸荻匀说氖空诳冀馔眩愕绞裁吹胤蕉伎梢猿苑梗灰灰钙薄Ｈ绻愕米锪松霞叮憧梢缘骼牖蛱郏拖窆湃怂档模骸按舜Σ涣粢杂辛粢Α！辈恢劣谝槐沧哟粼谝桓龅胤桨ふ⑹芷！ �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身份制时代，可以产生灿烂的文化。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但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清代，产生了《红楼梦》这样的不朽著作。在身份制之下，以千百万人的不幸，供养了少数养尊处优的人，其中极少数有教养、有天分的人创造出一些传世之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认，以契约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取代前现代的身份制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历史进步。现在在中国，有数千万的农民利用尚不充分的自由流动机会，到城市打工谋生。也许，有人会说，目前城市里的农民工阅读的刊物比较低俗，没有美学价值，他们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潮流痛心疾首。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标准是自由，农民自由流动机会的增加，是每个关心人民群众的人——尤其是作家——应该欢欣鼓舞的事，我们不能强迫农民束缚于土地，同样，他们爱看什么小说，也是他们的自由。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是在所有的人获得自由选择权，获得基本的温饱之后。等级制、身份制之下的精神文化活动，是不健全，不合理的。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历史的难题；审美情趣的失落和广大人民群众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何者更为重要？历史让人为难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使各种价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在进程中让人得到久已期盼的东西，同时又让人失去难以割舍的东西。从文学家的角度看，审美情趣的失落意味着人性中某些根本的、宝贵的东西失去了，所以王安忆才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缺少根子上的东西。”而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提高，物质福利的增加，选择机会的增加，是更重要的判别标准。在我看来，如果两种价值确实不可兼得，那么应该采纳第二种标准。其理由是，后一种标准和更根本的价值标准一致，这就是：社会公正，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选择和发展机会。而且，普遍福利的增长可以为审美情趣的增生创造条件，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少数人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与等级制、奴隶制相容的。我们可以用文学语言说，产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是黄金时代，但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的自由人只占很小的比例。谁也没有理由和把握说，他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定是贵族或精英。据说英国人曾经说过：“我们宁愿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不在乎是否拥有印度。”我觉得这话很虚伪，如果是真话，也是文人说的。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公民，然后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而对于公民来说，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发展是基本价值。
我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物质利益与少数人的精神利益矛盾，我认为价值的取舍应该在多数一边。这么理解不准确，多数和少数值得考虑，但质量和数量孰轻孰重，是需要认真掂量的。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谈到自由，我们会面对十分复杂、深刻的问题。比如有一种哲学自由观，黑格尔把它表达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种美学上的自由观：人的本质是自由，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就是获得了自由，这就要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即人性完美的人，而人性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情趣。当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比如阿多尔诺（T。 W。 Adorno）、马尔库塞（H。 Marcuse），都把审美视为人性的最高境界和自由的最终标准。按他们这种标准，一个人就算衣食无忧，如果他的趣味比较低级，被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左右，比如他不会听古典音乐、看不懂高雅的绘画，只对肥皂剧和广告感兴趣，那么这个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本质——即审美能力——在商业社会中被遮蔽了，或者说丧失了，他自以为他的爱好是出于他自己，但实际上是被商业和利润法则支配，被广告设计人员牵着鼻子走。
上面这种自由观受到了另一些哲学家的批评。罗素挖苦黑格尔说，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从常识和直观上断定他是不自由的，在黑格尔看来，但如果他是哲学家，通古今之变，那么他非常自由，因为他认识了必然性。显然，我们不能把常识意义、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混为一谈。我想进一步说，哲学上的自由定义对于自由来说是一个坏定义。
对上述自由观作出更深刻分析和批判的人是另一位英国籍哲学家依撒亚·伯林（Isaiah Berlin）。他指出，关于自由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不受压制和束缚，没有外力强迫的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人能够自我实现，即有做到什么的能力。与历史上许多认为消极自由太基本，积极自由更有价值的人相反，伯林主张消极自由。他的理由是，积极自由可能孕育一种危险，即有人对人性更有洞察力，他比你本人更清楚你的自我是什么，你的真正的需要、本质的目的是什么。群众可能受蒙蔽，随波逐流，而某些先知先觉可以替你规划，告诉你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很容易看到，某些领袖人物，某些艺术家往往自命为这样的先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规划芸芸众生的生活。伯林说，20世纪的许多人类悲剧，都与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有关。
当王安忆说：“我现在特别担心大陆上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很危险，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种危险……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生活在强烈的暗示底下，他们以为他们有选择，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非常无聊，完全没有内心的一个人的生活。”这一方面表明她在社会转型期和商业大潮中有一种清醒，坚持自我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握不好界限和分寸，就容易滑向积极自由的概念，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本性和需要，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可以替别人作人生和生活方面的规划。
我针对王安忆发表了这么多议论，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把她的观点当成靶子来批判。我重视她的这篇谈话，它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刚读到它时，我觉得不但我的感觉和她一样，连表达都一样。但经过思索之后，我发现转型期的精神文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面临的不是单纯的精神上的堕落，而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两难局面。事实上，我和王安忆一样感到担忧和悲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有人认为，只要经济基础的转型顺利完成，上层建筑方面、精神方面的问题也会随之而解决。我认为事情决没有怎么简单，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对此作单向的、简单的理解，我们就会对转型期的许多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迷信什么事情都可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迎刃而解。
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世界上已经和正要实现的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有宪政民主的、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现代化，也有威权主义的、家族式的、黑金政治的、任人巧取豪夺的现代化。有讲究诚信、提倡美德的现代化，也有人欲横流、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的现代化。我们随时都要作选择，不然，最后算总帐就晚了。我们的问题并不简单，不是只要好的东西，不要有害的东西就能行。我们的难题是必须在各种难于兼顾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和保持平衡，确定优先顺序。我坚信，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应该，也不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审美维度，我同时坚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机会和平等发展权利，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
“作者意志”苍狼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
□苍 狼
尊敬的王安忆君：
我是您的一名读者，先给您拜个晚年。
2003年的春节前后，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是读着您的书守岁的，一直延续到正月初八，我才终于读完了《长恨歌》，但尚有您的早期作品《本次列车终点》、《富萍》、《妹头》等三篇未读。您的作品量真大，不愧为“中国当代第一才女”；以至于我原计划在春节前后读完的几部名著：雨果的《九三年》、托马斯·曼的《魔山》、赫尔曼·海塞的《荒原狼》、大江健三郎的《个人的体验》以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书被迫搁浅。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的海洋却是无尽的。作为一名读者，想到尚有那么多的名著未读，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以至于常常失眠。作为一名作者，想到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名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