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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特长就是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右派题材，右派题材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很少有人涉猎，王安忆的体察是有先知先觉的。可惜的是，她没有闯禁区的勇气，也没有体验苦难的自觉，更没有在沙漠中开发绿洲的胆识。正如她在《叔叔的故事》的开头所写：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门的人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道“渴啊，渴”的。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
在此之后，杨显惠写出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夹边沟记事》，尤凤伟写出了《中国一九五七》，这两部大作，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一致赞扬。这就是虚假和肤浅的不同结果。
二 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
——《小城之恋》 《我爱比尔》及美女文学
在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中，影响或争议最大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城之恋》，发表于1986年《上海文学》第八期。《小城之恋》用幽默和心理分析的手法，刻画了歌舞团的一对舞蹈演员分分合合的情爱故事。这部作品的用词和技巧非常讲究，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几乎挑不出毛病。这部作品距今已17年，但是读来仍然刺激过瘾，让人在压抑中体验欲望的力量，以及时代对人性的压抑。如果作品不署上王安忆的大名，人们会误以为是“黄色小说”。
几个地方读来非常刺激：“其一，男女主人公在练功时，男主人公帮助女主人公开胯：她躺在他的面前，双腿曲在胸前，再慢慢向两侧分开。他喘着粗气，因为极力抑止，几乎要窒息，汗从头上、脸上、肩上、背上、双腿内侧倾泻下来。他虽然身体长得小，但完全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了；而她虽然发育丰满，但头脑却仿佛一个孩子。他为她开胯时，常常不由自主地要弄疼她，她便骂出一串粗话：“我操你。”她不懂那话的真实含义，只当是很有力的袭击，却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使他越发焦躁，便回骂了同样的粗话……其二，她新换了一套肉色的练功服，领口开得很低，背后裸到腰际，裤头是平脚的，绷得过紧，深深地勒进大腿根部，他们一起练习托举的一个动作，她扮演老红军，他扮演小红军，小红军要爬到老红军的背上，而且要反复排练。他的胸脯感觉到了她厚实的脊背，那脊背裸在低低的后领外面，暖烘烘，湿漉漉。舞蹈已成了机械性的动作，分不散他丝毫的注意力，他负在一个火热的身体上面，一个火热的身体在他身下精力旺盛地活动着，哪怕是一丝细微的喘息都传达到他最细微的知觉里，将他的热望点燃，光和火一样喷发出来。这光与热传达给了她，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背上负了一个炭盆似的燎烤，燎烤得按捺不住。可一旦等待下去，燎烤消失，背上又一阵空虚，说不尽的期待，期待他重新负上背来。一旦上来了，则连心肺都燃烧了起来，几乎想睡倒在地上打个滚，扑灭周身的火焰。可是音乐和舞蹈不允她躺倒。她像是被一个巨大而又无形的意志支配着，操纵着，一遍一遍动作着，将他负上身，又将他抛下地。她忽然轻松起来，不再气喘，呼吸均匀了，正合着动作的节拍。躯壳自己在动作。两具躯壳的动作是那样的契合。他每次跳上肩背都那样轻松自如而又稳当，不会有半点闪失，似乎这才是他应有的所在，而在地上的跳跃全成了焦灼的等待。当他负上背时，她才觉心安，沉重的负荷却使她有一种压迫的快感。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连接在了一起，如胶似膝，难舍难分，息息相通，丝丝入扣。他在她背上滚翻上下，她的背给了他亲爱的摩擦，缓解着他皮肤与心灵的饥渴。他一整个体重的滚揉翻腾，对她则犹如爱抚。她分明是被他弄痛了，压得几乎直不起腰，腿在打颤，可那舞蹈却一步没有中断。音乐是一遍又一遍，无尽地重复，一遍比一遍激越，叫人不得休息。夜已经深了，有人在对练功房怒吼，骂他们吵了睡眠，还有人用力地开窗，又用力地关窗。这一切，他们都听不见了，音乐笼罩了整个世界，一个激越的不可自制的世界……其三，在偷吃了一次禁果之后，他们觉着整个世界里都是痛苦，都是艰苦的忍耐。他们觉着这么无望地忍耐下去，人生、生命，简直是个累赘。”（本段叙述均引自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们简直是苟延着没有价值没有快乐的生命，生命于他们，究竟有何用呢？可是，年轻的他们又不甘心，他们便费尽心机寻找单独相处的机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一个较大型的舞蹈，几乎所有的女演员都上了，她虽不上，却须在中途帮助主演抢换一套衣服，换完这套衣服以后，还有七分钟的舞蹈，方可闭幕。照理说，演员们还须换了衣服卸了妆才回宿舍，可是后台实在太拥挤，有好些女演员，宁可回到宿舍来换衣服。不过，她们从台前绕到观众席后面再上楼进放映间，至少也需要三分钟时间，加在一起，一共就有了十分钟。这十分钟于他们是太可宝贵了。前台，从放映机的窗洞里传进的每一句音乐，全被他们记熟了，每一句音乐，于他们都是一个标志，提醒他们应该做什么了。一切都须严密地安排好程序。狂热过去以后，那一股万念俱灰的心情，使他们几乎要将头在墙上撞击，撞个头破血流才痛快。可是等到下一天，那欲念炽热地燃烧，烧得他们再顾不得廉耻了。
不能再抄下去了，否则这欲望的魔鬼会将我们也一块儿吞没。主人公早被吞没了，不久，他们就干架了。这一次干架，是剧团历史上罕见的，他是那样地把她踩在脚下，踹得几乎要死去，而她竟还爬将起来，反将他扑倒在地，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就朝他头上砸去。没有任何声响地，一注殷红的血流了出来，流到石板地上。周围的人吓呆了，拦腰抱住了也同样吓呆的她，将他抬起往医院去了。半路却让他挣了下来硬是走回来了。用手捂着伤口走了回来。血从捂着的手掌下淌下，滴在裸着的胸脯上。他却觉得心里松快了，也稍稍平静了。这一天，他们难得地安静了下来，心里灼人的燃烧也缓和了一些。
于是，他们成了天底下最大的、最敌对的、最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几乎不能单独相处了，偶一碰撞，便会酿成一场灾难性的纠纷。不需要几句口角的来去，立即撕成了一团，怎么拉扯都拉扯不开，好比两匹交尾的野狗似的。多少人想起了这个比喻，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太刻薄了，并且，也都真心地有些害怕。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将他们隔离开来，不让在一处，以免磨擦。可是，他们却是谁也离不开谁了，要一日不见，他们便着魔似的互相寻找，一旦找到，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拳或一脚，然后，一场搏斗就始料不及地开始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她的臂交织着他的臂，她的腿交织着他的腿，她的颈交织着他的颈，然后就是紧张而持久的角力。先是她压倒他，后是他压倒她，再是她压倒他，然后还是他压倒她，永远没有胜负，永远没有结果。互相都要把对方弄疼，互相又都要对方将自己弄疼，不疼便不过瘾似的。真的疼了，便发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叫喊，那叫喊是这样的刺人耳膜，令人胆战心惊。而敏感的人却会发现，这叫喊之所以恐怖的原因则在于，它含有一股奇异的快乐。而他们的身体，经过这么多搏斗的锻炼，日益坚强而麻木，须很大的力量才能觉出疼痛。互相都很知道彼此的需要，便都往对方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袭击。似乎，相互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彼此又是一副死而无悔的坦然神色。
他们越来越来失去控制，已经没有理性，如同挑逗情欲似的，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地磨擦着，犹如狂热的爱抚。他们都恨死了对方，没有任何道理的，想起对方，气都粗了。他们真恨啊！简直恨之入骨。因为找不出理由，就越恨越烈了。当他们撕扯着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们的所在，忘记了四下里围观的人群。最后她怀孕了，虽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她不承认是他的孩子，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含辛茹苦地活着……
从技巧上看，王安忆绝对是炉火纯青。但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不能感动人和震撼人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绝对是技巧之外。技巧算什么？技巧越高超，谎言掩盖得越深，离生活的真实越远，离文学的精神越远。
一部好作品的意义永远在版本之外，对技巧和形式的研究无法洞察其真正的价值，构成作品高贵品质的一切，是主人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妙的光泽。正如尼采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不用多久就产生一个后果，道德滑坡和人性趋恶，最后艺术就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如果对艺术削弱价值评说，艺术就会成为雕虫小技和细枝末节”（引自尼采著《偶像的黄昏》一书P70—71页，光明日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