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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险和好玩儿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演员阵容一个不落地囊括了在京的全部大腕儿，那还了得，整个儿北京炸了窝了。可奇怪的是报纸上就是不登在哪个剧场演和哪天卖票。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怕出事。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帮戏迷哥们儿急得直尥蹦儿。第二天肯定卖票，否则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约有二十人吧，决定夜里分兵一半儿守在报社门口，另一半儿分守在十个剧场门口；报纸一出门儿，看准了地方，立即分头通知各处哥们儿到卖票的地方集中，跑不出这十个剧场。至少我
们有一个人先守在那儿了，就好做手脚了。我是守在长安戏院的。
大约清晨四点钟左右吧，一哥们儿蹬车飞快而来，大叫：“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快我们的人在天安门前集中了。排队的已有上百人了，我们立即登记造册。我拿个本子逐个儿写上姓名，而且每隔十人便留一个空号，以备我们再有人来，没人来也可以重复买票，买得多就可以拿两张次票换一张好座位的票。每半小时点一次名，一次不到则除名。我只管前一百名，后边的人让别人张罗去了。上午十点来了很多警察，站成两排把买票的人夹在中间。十二点卖票了，一反惯例，不许挑座，每人两张，把钱扔进去，两张票扔出来，走人！
演出当晚，中山公园从里到外人满为患，拿着票往里走那真是威风啊，无数冒着火的眼睛盯着你呢！有倒黑票卖高价的，懂行的看准一个人捅一下，相跟着走到僻静处安全交易。有不懂行的，刚喊出俩字“谁要……”立即有七八十人拥上，如打群架一般乌烟瘴气，地覆天翻，最后根本不知道票上哪儿去了。等人散开，再看那卖票的，毛发直立，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衣衫破烂，还丢了一只鞋。这是我见到的最悲壮的抢退票场面。我的座位在十排中间儿，我拿两张票想换个前排的，居然谁都没有。进了剧场才明白，前九排根本没卖。朱德、周恩来……大概除了毛泽东，中央首长全来了，简直能开党代会了。
买票当然是乐儿，真正的享受还是看戏。还没走进剧场呢，先听见里边儿锣鼓响了，立即顺着尾巴根往上长气，腰也直了，胸也挺了，这一天又不白活了！听戏最过瘾的是叫“好”，这是在戏院里可以和台上演员直接交流的机会。看电影行吗？你叫“好”，演员也不知道啊。喊“好”，学问大了，“好”字一出得兜足了底气，干脆果断，恰到好处；早了不行，晚了把后边的戏搅了；“好”字得叫得台上的角儿听得见。听戏的一听你叫“好”，就知道你是内行还是外行！喊的不是地方，观众会嘲笑你、瞪你。弄不好还得叉架。
当时我们一帮小哥们儿正在捧马长礼（即后来样板戏《沙家浜》中演刁德一的演员），有一天在北京剧场看他的《文昭关》。那天他也不知怎么了，是没睡好觉还是肥肉吃多了！嗓儿不灵。不管那一套，从出场的“碰头彩”起，一路给“好”，前边儿“一轮明月……”还凑合，中间儿“鸡鸣犬吠……”已是力不从心，等到了“父母冤仇……”时，已经是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了，那也叫“好”。前边隔两排还有一帮戏迷，早就忍不住了，不时地回头瞪我们。虽知理亏，却也不肯让步，那帮人忍无可忍终于大喊：“嘿！懂不懂戏嘿！”我们立
即顶回去：“你懂！”那帮人说：“懂什么叫‘好’吗？”我们更来劲了，故意大叫“好！”那帮人愤怒已极大叫：“不懂戏的滚出去！”这真是找碴儿打架了，我们也大喊：“你滚出去！”剧场服务员忙跑过来制止，禁止喧哗！好多观众站起来往这边儿看，那帮人还不依不饶站起来说：“走！出去！”出去就出去！谁怕谁！两拨人走出剧场，两军对垒，开始推推搡搡。忽然又从里边跑出一个人大叫：“都是自己人，自己人！”经他介绍这才化险为夷，回到剧场马长礼戏完了。马长礼到下边儿来找我们说以后看戏就找他，甭买票。那会儿长礼还没红起来，知道的人少，大戏还站不到中间儿。一天在长安大戏院上演马、谭、张、裘的《龙凤呈祥》，长礼只演戏不多的诸葛亮。
在家吃完饭临出门儿前，我和我妈说我今儿坐头一排，您在家里听收音机吧，您能听见我叫好。果然，散戏回来，我妈说听见我喊了，“就数你嗓门儿大。”我很得意，我妈又问：“演诸葛亮的是个什么角儿，一出来那么多人喊‘好’？”我说是马长礼，我妈说这人没听说过呀？我说我们一帮哥们儿正捧他呢，他准红！
戏一演完，每次谢幕我们全体都要拥到台前不住地叫好，直到主角儿把头掭了才作罢。
有一次我们忽发奇想，要捧裘先生的琴师汪本贞，绰号“小蘑菇”。那天是裘盛戎的《鱼藏剑》，谢幕时，头都掭了，我们开始齐声大叫：“汪本贞！你快出来！”“小蘑菇！你快出来！”这在京剧谢幕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汪先生早夹着胡琴走了，管事的又把他追了回来。他夹着胡琴神情惶惑地走出来，口中喃喃地说：“谁呀，这是？”我们雷鸣般地鼓掌叫“好！”
我们这帮人看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对演员的崇拜是不可动摇的。一九五七年戏曲界划了一批右派，叶盛兰先生也未幸免。当时杜近芳从国外归来“贴”演《拾玉镯》（是在国外得了奖），前边垫戏是叶先生的《辕门射戟》，这不欺侮人吗？我们那天去了有三十多人，全在休息室聊天等候，前边儿的戏不看。叶先生出场，“射戟”一上，我们三十多人突然拥进场内，惹得观众都抻着脖子看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叶先生一出场，轰鸣般地叫“好”，此后是一句一个“好”。戏一完，三十多人立即起堂撤出剧场，下边的戏不看了，又惹得观众都看我们。倒不是对杜近芳有意见，对她我们同样崇拜，只是想为叶先生拔闯，谁叫你把他划成右派呢！全体跑到剧场门口等叶先生卸了装出来。刚一露面，全体大喊：“叶先生好！”吓得叶盛兰低着头匆匆跑了。这就是戏迷！
我第一次听程砚秋先生的《荒山泪》，听傻了！一连三天迷迷瞪瞪，吃饭、睡觉、骑车、上课，脑子里全是程先生的腔和旋律，方知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一九五六年，程先生去世，我悲痛欲绝，一天没吃饭。我给程先生带了三天孝，一到学校同学们问我你们家谁死了，我说你们家才死人了呢！问我给谁戴孝？我说程砚秋。又问程砚
秋是我们家什么人？我说不认识。夜里我妈端着饭碗说：“吃饭吧，宝，吃两口，程砚秋死了你干嘛不吃饭啊？”我心里堵得慌，吃得下去吗我？这就是戏迷！
崇拜一个演员，就是演员的缺点也不许别人说。有一次在民主剧场看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的《二进宫》，徐延昭唱“说什么……”时，谭先生站在一边没事，突然用拇指摁着鼻孔左右开弓擤了两下鼻涕，我旁边坐着一位解放军叔叔，惊讶地问我：“这是谭富英？”我说是，他说：“谭富英怎么还擤鼻涕？”我没好气儿地说：“怎么了？谭富英就不许擤鼻涕？”吓得解放军叔叔不敢再问了。
谭先生晚年唱戏确实不太认真，每场只要把该要的“好”铆足了劲要下来就行了，其他的就稀松平常了，我们照样崇拜，就听那几句就值了，没白来，其他不要紧的地方铆足了劲又怎么样？这就叫连谭先生的缺点一块儿爱，中国不就这么一个谭老板嘛！当然，也有翻车的时候。一次在中和戏院听马连良、马富禄、罗蕙兰的《审头刺汤》，这戏必须内行听。全剧马连良除了“大炮一响人头落……”两句唱以外，全是白口，外行自然听个云里雾里，那天也怪了，怎么也叫不起“好”来。原来以为下面全是外行，戏越唱越水，马富禄唱到“刺勤”一场一起“扑灯蛾”，简直就是吊儿郎当了，谁知那天下面净是内行，戏一完全跑到售票处要求退票，群情激愤，直到剧团管事的出面赔礼道歉才平息下去。那天我们一帮哥们儿只站在旁边看热闹，没加入起哄的行列，我们从来不哄角儿，更何况我与马先生私交甚厚。
光看戏不成，真要过瘾得“票戏”。票友票戏真是五花八门。天津有位哥们儿有一张祖传的大锣，音儿好，每去听戏，必夹着锣去后台，求打锣的师傅用他的锣。师傅一敲果然不同凡响，留下了。他下台一坐，不是听戏，光闭着眼听锣，大锣一敲他便闭着眼大喊：“好锣！”这也是戏迷，专门儿票锣。我从中学开始票戏，拜了师，一位是北京五中的美术老师、侯喜瑞大师的徒弟冯景昶。
一九五七年在中和戏院听侯老的《战宛城》，冯师特别带我到后台拜见了师爷爷侯老。还有一位是北京一中图书馆的老师何少武，学的是花脸。可我什么都唱，票友，玩儿嘛！“生”，我唱过《凤还巢》；“净”，我唱过《姚期》；“末”，我唱过《捉放曹》；“丑”，我唱过刘媒婆，好玩儿。
那时我家有钱，一台戏租戏箱（都在“三义永”租）四十元，若加靠加蟒，再加八元；租场面二十元，租剧场（一般在猪市大街弓弦胡同礼堂）三十元；再加上茶、烟、点心、水果差不多得一百元，我先垫上。卖票三毛、两毛、一毛，一场下来可卖一百一十元左右，多出十元吧。演完戏我拿这一百一十元请全体参加演出者和帮忙的人到饭馆撮一顿，所以大家都愿意跟我票戏。每场戏我至少买五十张票，撒给朋友，这叫“红票”，剧场内各个部位都有我的人给我叫“好”，自然是“好”声不断，那是什么劲头！还拍了不少戏装照，可惜“文革”
中全毁了。
九十年代初，北京京剧院的孟俊泉先生，还亲自给我勾脸，特意带师傅到我家来为我拍戏装照“姚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