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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放完了，我紧张地望着荒煤，看得出荒煤同志很高兴，他说这些年轻人很了不起嘛！我忙问有什么意见？荒煤说没有，我忙问那就通过了，荒煤点点头说通过。没想到如此顺利。我由衷地佩服这群年轻人，有魄力！当年这个本子我是没敢接的呀，可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不服这帮年轻人行吗？我从局里出来立即跑到东四邮电局打长途向厂长和书记报喜，那份喜悦自不必说。我又赶到北影招待所，哥几个欢欣鼓舞，我叫他们立即回南宁做拷贝发行，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原作的结尾换上，只要发行了谁说也没用了，反正有荒煤同志兜着底
。我以为万事大吉了。
第二天我到北影办事，居然看见这帮哥们儿一个没走！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何群说我们等某部长题字。太奇怪了，题什么字？题《一个和八个》的片名，我一听真如五雷轰顶，这不是嘬死吗？拿到了“通过令”还不赶快“夹着尾巴逃跑了”？万一上边有这样那样的人事关系、万一有什么恩恩怨怨、万一某部长要看片子、万一……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他们不听，说与某部长的儿子是铁哥们儿，万无一失。我无奈地走了。
我一向对请首长题字怀有看法。有的连片子都没看就请首长题词，片子好也还罢了，片子不好，不是有损首长的形象吗？这样的做法于中国影视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人也永远变不成“真老虎”。
毋庸讳言，《一个和八个》寻求题字之举实属这帮年轻人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我十分反感。后来，艺谋、何群等人成了“真老虎”那是靠自己的天分、才能、刻苦、勤奋所得。所以，正经的从影人员，还是在艺术上多努力吧！
第二天，果然传来消息，某部长要看看片子才能题字。对如此危险的信号这帮年轻人竟置若罔闻，说荒煤同志已经通过了，还会有什么问题？我说找个借口，字不必题了，赶快回去做拷贝。不听。片子送上去了，还等着吃热屁呢！
两天后噩耗传来，不但字没有题而且指示该片先不要发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请文化部领导看一看。这下全他妈傻了，“牛犊子”就是“牛犊子”！我去局里游说。局里确实已经说了不算。我想无论如何要让影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形成压力，便提出既然有问题就要修改，能否请一些专家来会诊，看看片子，集中意见好一次修改完成。局里斟酌再三同意了。但规定范围要小，以七八个人为宜。开了口子就好办，索性把结尾换上了第一方案，将拷贝拿到北影，在小放映间组织了几个人看。
这消息早已在影界传开了，闻讯前来的人很多，索性来个开门迎客，谁爱进谁进。顿时小放映间里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第一排座位前面的地上也坐满了人，直坐到银幕下面需九十度仰脖儿才能看见。
我从小看电影几十年，从未见过一部影片放映中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应，都是内行啊！场内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影片一放完，全体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他们愤怒地问这片子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此消息传开，无数没看到片子的人强烈要求再放一场。反正也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干脆租了“新影”大礼堂，影界的朋友们蜂拥而至，有头有脸儿的名人全来了。整个礼堂人挤人、人挨人，几无立锥之地，入口门外都站满了人。这才真叫盛况空前。
影片放完后，全体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一浪接着一浪。我就纳闷儿，他们怎么就看不出片中的问题呢？觉悟太低了吗？嗅觉太迟钝了吗？消息立即传到了电影局，我被叫去，受到局领导严厉的斥责和警告，并封存拷贝，严禁任何人再看。
我急了。不是应该相信群众吗？干嘛这么害怕群众？终于吵得地覆天翻，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满嘴脏话，被秘书大人用力推出了办公室，说怎么可以这样和领导说话？一走进大办公室我又和他吵了起来。旁边的几位干部也都跟着帮腔说我不对，他们一再说有人说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们少说别人，你们说有什么问题？都不说了，还是那位秘书更坦诚些，他说：“我认为没问题，可我说了没用，你最好去找×领导，在局里闹，一点儿用都没有！”那就找吧！此时《一个和八个》的主创人员全都没有了发言权，我去找×领导，他们只能无奈地在楼下坐在车里等消息。我是软硬钉子碰了一轮，走投无路只好又来求陈荒煤。
荒煤同志身体很不好，住在北京医院，我十分惭愧地向他描述了事情经过，他显得很疲惫，阴沉着脸听完了我的汇报，两眼始终低垂着看着盖在他腿上的夹被。我知道我们使他陷入了非常被动、非常尴尬、非常为难的境地。沉吟半晌，他才喃喃地说：“宝昌，我告诉你，现在这部片子不修改是绝对通不过的。”还能说什么呢？真是对不起荒煤同志啊！我只好说请局里给个意见吧，一二三四五……全写清楚，只要这样改了就可以通过，我们回去改。
一个星期以后文件下来了，那些意见真是惨不忍睹啊，艺谋等人拿着意见灰溜溜地回了南宁。改吧！改好以后再次送审，顺利通过，应影协之约又放了一场，场内寥寥无几的也就坐了二 三十人，都看得垂头丧气。一放完罗艺军便指着我大叫：“改得这叫什么？简直是化神奇为腐朽！”骂谁呢？又不是我们要改，“宁可封杀也不改！”说得轻巧，厂里投了几十万元，不收回成本厂里职工还不把艺谋等人吃喽？那也是一群老虎啊！一个电影人，其实就是坐在虎山上。
五年以后“广西”厂新来的厂长决心再搏一下，恢复了《一个和八个》的原貌，得到电影局首肯，并送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参赛，终于获奖。
我自己筹备已久的影片《雾界》要开拍了。分完镜头以后，我把张艺谋、何群、肖风请上了我的外景地“大明山”，并叫我的摄影师与艺谋同住，以便早晚请教。我把我分的一百六十八个镜头画了一百六十八张图，每天与三位一起切磋、研究，受益匪浅。这是“五代”
给我上的第三课。他们又和我一起采外景，满山乱跑。我要选个入山口，看了多处都不满意，后来终于选定了一个，张艺谋说这地方不错。
从阳光明媚的山外跟着人慢慢摇进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可惜前边儿这棵树挡了来路，而且避不开，除非把这棵树砍喽，那就豁亮了。是啊，那倒是豁亮了，砍树？犯法！抓住了得进班房。艺谋说不能砍那这个景就放弃吧。
最后也没选到比这儿更合适的，那就砍吧！深夜，我带了组里一帮“土匪”摸到山口，这个时间看林子的人员绝上不来的。好家伙，那棵树要两个人才抱得过来，砍！乱斧齐下，足足弄了俩钟头，树倒了，我们合力将它推下悬崖。为了毁灭罪证，又挖土铲草皮将地上裸露的树桩埋好，我边埋边说：“对不起！对不起了！” 为了艺术您就牺牲一把吧，这都是张艺谋的主意 ！”
《雾界》刚一开拍，“广西”厂又来了一位“牛犊子”——陈凯歌，他自己带了一个本子，那就是后来轰动中外的《黄土地》。可他与厂签约要拍的是另一个本子，他要毁约换本子，而且指名要张艺谋合作摄影，而厂里已经决定叫艺谋上另一部片子了。厂里如何能够答应？凯歌拿着一封陈怀恺老师的信来找我了。这给了我多大面子！
为了达到目的使《黄土地》上马，可以这样说吧，我与凯歌耍了无数“狡猾的阴谋”、“卑鄙的伎俩”、“无耻的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凯歌说我是“教父”，其实我就是个“教唆犯”。无数的记者（包括港、台）都向我追问过这段经历，但由于牵涉到很多好人和小人、受骗者和得益者，所以只能是无可奉告——现在依然无可奉告，给人留点面子。只是受益者至今不知如何受的益。
《黄土地》上马了，“牛犊子”们去了陕北外景地，我则又上了“大明山”。本又以为万事大吉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黄土地》下马，摄制组被连夜从陕北召回。我闻讯大惊，忙停了《雾界》的拍摄匆匆下山赶回厂里。各种人都在表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是由于“面子”问题，此事依然无可奉告。最后《黄土地》重新上马，凯歌胜利了！他们重回陕北，我又返回“大明山”。
越是“无可奉告”吧，媒体就越是关注，越是好奇，越是刨根问底，想弄个爆炸性新闻抢个头版头条或红字标题。每次采访都弄得我很狼狈。不管我们使用了什么手段、何等伎俩，我们不是坏人，没做坏事，堂堂正正地想干成一件事——干一件自己想干又于己有利、于中国电影有利、于国有利的好事。电影界太复杂，你想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去干，根本就不可能做成！你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上蹿下跳，拳打脚踢。累不累？真累！可别无选择。不做铁砧就做铁锤，凯歌、艺谋都选择了铁锤，所以成功！这种选择都使他们付出过沉重的代
价。
我的《雾界》完成以后来京送审，未被通过。我太知道个中原因了。自《一个和八个》吵翻以后，我决心不再进电影局的门。去干什么？早已没有了“回娘家”的亲切感。
应影界同仁之要求，《雾界》在西山开了一个研讨会，朋友们给了很多鼓励。会上我特别向与会者宣布，“广西”厂又将有一部惊世骇俗之作问世，那就是《黄土地》。朋友们起哄说我又在吹牛，在给“广西”厂做广告。我不是瞎吹牛，早在《黄土地》的剧本阶段我就嗅出了它不同凡响的独特气质，我向厂领导说此本若拍，必在世界上拿奖，国内更不用说。
厂领导也认为本子不错，但没那么邪乎，说我是为了推上马的夸大之词，说我吹牛。那是我从影以来看到过的最好的本子，没必要吹牛。我当时只提了一条意见，就是男主人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