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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也就无甚价值可言。诗的大众化是文学大众化的一个分题，自然也可
用同样原则处置，可是诗以述情为主，要用比喻，没有小说戏剧那样明白，
又比较简练些，接近大众较难。（叙事诗却就不同）所以大众化起来，怕要
多费些事。《新诗歌》中对于这一层似乎还未论到。第二期里有《关于写作
新诗歌的一点意见》一文，论到新诗歌的题材，列举九项，都可采用；此外
足以表现时代的材料想来还有。总之，最好撇开个人；但并非不许有个性在
文章里。材料的选择，安排与表现，与文章的感染力相关甚大。这多半靠个
人的才性与功夫；所谓个性，便指的这些。
《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里也论到新诗歌的形式，他们分列四项，
大概不外利用旧的与创造新的。旧的指歌谣的形式。照我的意见，歌谣应包
括徒歌与俗曲（小曲，小调，唱本等）；徒歌又分为可歌可诵两类，七言四
句的山歌属于前者，长短参差的歌语属于后者。歌谣的组织，有三个重要的
成分：一是重叠，二是韵脚，三是整齐。只要有一种便可成歌谣，也有些歌
谣三种都有。当然，俗曲还得加上乐调一个成分，极要紧的成分。不过那已
在文学以外了。周作人先生想“中国小调的流行，是音乐的而非文学的”，
“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所以辞句幼稚粗疏的多。（见《自己的园地诗
的效用》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推想。徒歌可诵的一类无一定形式可言。可
唱的一类以七言四句一节为主要的形式，有时可重叠到许多节。节不限于四
句，但七言总是主要的句法；俗曲中的句法也以七言为主。七言外有时加些
衬字，叠字，虚腔，但基本形式总看得出。至于北平的“弦子书”，有时长
到十九字一句，也只唱七拍子，与七言同，那却带着乐调的关系了。俗曲中
还有一种十字句，分三三四，共三读；大鼓书里有时用它，皮黄里简直以它
为主。俗曲的篇法却无定，则因为要跟着乐调走。这些组织与形式，都可试
验。但各种形式全带韵脚，韵脚总是重读。虽有无韵句间隔而太少；篇幅短
还行，长了就未免单调。这层多换韵也许可以补救一些。还有一层，韵句多
了，令人有头轻脚重之感；这个可不容易补救，只有将篇幅剪裁得短些，实
在短不了的，便须用新形式。创造呢，不知如何下手，姑不论；英国诗里的
“无韵体”，却似乎可以采用。近年来新诗人试验的外国诗体很多，成绩以
徐志摩君为最。他用“无韵体”，结果不算坏。这种体似乎最能传出说话曲
折的神气。我们不一定照英国规矩，但每行得有相仿的音数与同数的重音，
才能整齐，才能在我们的语言里成功一首歌。至于中国语里有轻音的现象。
胡适之先生《谈新诗》里早已说过了。这种歌虽不可唱而可诵。《新诗歌》
里主张朗读，这种诗体是最相宜的。
1933 年7 月1 日。
《春蚕》
这是茅盾君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八篇；排列似乎是按性质而不
按写作的时日。其中《春蚕》一篇，已经排成电影。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描
写乡村生活。《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小巫》四篇都是的。作者在
跋里说《林家铺子》是他“描写乡村生活的第一次尝试。”他这种尝试是成
功了，只除了《小巫》。《林家铺子》最好；不但在这部书里，在他所有的
作品里，也是如此。这篇里写南方乡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那林老板“是
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但“一年一年亏空”，挣
扎着，挣扎着，到底倒闭了铺子，自己逃走。原来“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
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这正是“九一八”以后，“一二八”前一些日
子，上海的经济非常不景气，内地也被波及。乡下人的收获只够孝敬地主们
和高利贷的债主们，没有一点一滴剩的。所以虽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们也不
能买什么东西。加上捐税重，开销大，同业的倾轧，局长党委的敲诈，凭林
老板怎样抠心挖胆，剜肉补疮，到底关门大吉，还连累了一个寡妇和一个老
婆子。她们丢了存款，如丢了性命一样。这其间写林老板的挣扎，一层层地
展开，一层层地逼紧，极为交互错综；他试验了每一条可能的路，但末了只
能走上他万分不愿意的那条路。写他矛盾的心理，要现款，亏本卖，生意好
他自然乐意，可是也就越心疼，这是一。一面对付外场，一面不愿让老婆和
女儿知道真实情形，这是二。这些都写得无孔不入，教人觉得林老板是这样
一个可怜人；更可怜的是，他简直“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
但作者所着眼的却是事，不是人。
《春蚕》《秋收》同一用意而穿插不同。都写一二八以后南方的农村，
都以农人“老通宝”为线索。他生平只崇拜财神菩萨与健康的身子。辛苦了
四五十年，好容易挣下了一份家当；又有儿，又有孙。可是近年来不成了，
他自己田地没了，反欠人三百元的债务，所以一心一意只盼望恢复他家原来
样子，凭着运气与力气。他十分相信这两样东西；情愿借了高利贷的钱来“看
蚕”，来灌田。结果茧子出得特别多，米的收成也大好。可是茧厂多数不开
门，米价也惨跌下去。有东西卖不出钱。“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原
因自然多得很。一般的不景气，人造丝与洋米的输入，苟捐杂税等等。可是
“老通宝”不会想到这些。春蚕后他大病一场，秋收后他死了。他的大儿子
“阿四”与儿媳“四大娘”不像他固执，却也没主见，只随着众人脚跟走。
他的二儿子“多多头”倒有些见解，知道单靠勤俭工作是不能“翻身”的。
但他也不能想得怎样明白，乡村里不外这三种人，第二种最多。
新文学里的乡村描写，第一个自然是鲁迅君，其次还有王鲁彦君。有《柚
子》《黄金》两书。鲁迅君所描写的是封建的农村，里面都是些“老中国的
儿女”。王鲁彦君所描写的，据说是西方物质文明侵入后的农村；但他作品
中太多过火的话，大概不是观察，是幻想。茅盾所写的却是快给经济的大轮
子碾碎了的农村。这种农村因为靠近交通的中枢不能不受外边的影响；它已
成为经济连索中的一个小小圈圈儿了。这种村人的性格也多少改变了些，“多
多头”那类人，《呐喊》里就还没有。《呐喊》里的乡村比较单纯，这三篇
里的便复杂得多。这三篇写得都细密，《林家铺子》已在上文论及。《春蚕》
中“看蚕”的经过情形，说来娓娓入情，而且富于地方色彩，教人一新耳目。
篇中又多用陪衬之笔，如《林家铺子》中的林大娘林小姐，《春蚕》中的“荷
花”“六宝”两个女人，《秋收》中的“小宝”“黄道士”等。或用以开场，
或用以点缀场面，或用以醒脾胃。好处在全文打成一片，不松散，不喧宾夺
主。甚至于像《秋收》中“抢米囤”风潮一节，虽然有声有色，却只从侧面
写，也并不妨碍全篇的统一。作者颇善用幽默，知道怎样用来调剂严重的形
势，而不流于轻薄一路。
书中其余五篇都非成功之作。《小巫》像流水账，题名也太晦。《右第
二章》叙两件事，不集中。《喜剧》全靠空想，有些不近情理。《光明到来
的时候》满是泛泛的议论。《神的灭亡》太简单，太平静，力量还欠深厚。
作者在《跋》里说，他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
家铺子》。的确，作者的短篇，都嫌规模大，没有那种单纯与紧凑，所谓“最
经济的文学手段的”。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一样。那本书
里只有《创造》与《一个女性》是成功的，别的三篇都不算好。作者在本书
的“跋”里又说他是那么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他的短篇失败的多，这
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他的长篇气魄却大，就现在而论，似乎还没有人
赶得上；失于彼者得于此，就他自己说，就读者说，都不坏。因为短篇作家
有希望的还有几个，长篇作家现在却只有他一个。但严格地说，他的长篇的
力量也还不十分充足。就以近作《子夜》而论，主要的部分写得确是淋漓尽
致，陪衬的部分就没能顾到，太嫌轻描淡写了。他现在的笔力写《林家铺子》
那样的中篇最合适，最是恢恢有馀，所以这一篇东西写得最好。但相信他的
将来是无限的。
1933 年7 月3 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7 期。
《谈美》
朱先生①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是第十三封信。书前有朱自清先生
《序》，介绍本书的重要之处。“开场话”中说明著书旨趣，在研究如何“免
俗”；著者坚信，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
性做起，而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
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
末章专论“人生的艺术化”，说人生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过一世生活好
比做一篇文章，要谐和完整才是艺术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严肃与豁达都
恰到好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关于艺术本身，他举
出许多流行已久的理论，如美感与快感，考据批评与欣赏，自然美与艺术美，
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主观的与客观的等等，根据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学说，详加辨析，力破成见。他主张“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
之中也都寓有欣赏”，而“美感起于形相的直觉”。克罗齐的学说在现代欧
洲也是显学，虽与国内正在流行的物观的艺术论不合，但相信至少可以帮助
培养一般人的欣赏力。朱先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