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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子垣，俗论大抵如此”。以为“此言若就文学批评方面论之，殆不可废”
（二五面，参看二七面），最是公平的断语。又评钟嵘持论“归于雅正”（六
八面）；向来只说钟氏专重“自然英旨”，似乎还未达一间。至于论严羽：
“吾国文学批评家，大抵身为作家，至于批判古今，不过视为余事。求之宋
代，独严羽一人，自负识力，此则专以批评名家者”（一八四面）。这确是
独到之见。两宋诗话的发达，培养出这种自觉心，也是理有固然，只是从来
没人指出罢了。其他如论元稹“持论虽与白居易大旨相同，而所见之范围较
大，作诗之母题较多，故其对人之批评，亦不若居易之苛”（九九面）。论
柳冕“好言文章与道之关系，与韩愈同，然有根本不同者，愈之所重在文，
而冕之所重在道”（一○六面）。似乎也都未经人说及。书中又指出陆机兄
弟“重在新绮”，而皇甫谧和左思的《三都赋序》持“质实”之说（三二面）；
人们一向却只注意到齐代裴子野的（雕虫论）。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列
杜甫为大家，好像推尊之至，但书中指出他不肯当杜甫是“正宗”（二二三
面）。韩愈的文统——文统说虽到明代茅坤才明白主张（二四七至二四八面），
但韩愈已有此意，这里依郭绍虞先生的意见——五经而下，列举左氏、庄、
《骚》、太史公、司马相如、刘向、扬雄（《进学解》，《答刘正夫书》）。
本书指出明代王世贞又以庄、列、淮南、左氏为“古四大家”（二三八面），
这种异同该是很有意义的。又如引曾国藩日记“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
说“此为曾氏持论一大特点，故其论文，每每从字句声色间求之”（三九二
面）。这也关系一时代一派别的风气。以上各例，都可见出一种慎思明辨的
分析态度。
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开
明书店版）
这两部书出版虽然已经有好几年，但是抗战结束后我们才见到前一部书
和后一部书的下册，所以还算是新书。《语文通论》收集关于语文的文章九
篇，著者当作《学文示例》的序。《学文示例》虽然题为“大学国文教本”，
却与一般国文教本大不相同。前一部书里讨论到中国语文的特性和演变，对
于现阶段的白话诗文的发展关系很大，后一部书虽然未必是适用的教本，却
也是很有用的参考书。
《语文通论》里《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中国文字型与语言型的文
学之演变》，《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新诗的前途》，这四篇是中
心。《文笔再辨》分析“六朝”时代的文学的意念，精详确切，但是和现阶
段的发展关系比较少。这里讨论，以那中心的四篇为主。郭先生的课题可以
说有三个。一是语词，二是文体，三是音节。语词包括单音词和连语。郭先
生“觉得中国语词的流动性很大，可以为单音同时也可以为复音，随宜而施，
初无一定，这即是我们所谓弹性作用”（二面）。他分“语词伸缩”，“语
词分合”，“语词变化”，“语词颠倒”四项，举例证明这种弹性作用。那
些例子丰富而显明，足够证明他的理论。笔者尤其注意所谓“单音语词演化
为复音的倾向”（四面）。笔者觉得中国语还是单音为主，先有单音词，后
来才一部分“演化为复音”，商朝的卜辞里绝少连语，可以为证。但是这种
复音化的倾向开始很早，卜辞里连语虽然不多，却已经有“往来”一类连语
或词。《诗经》里更有了大量的叠字词与双声叠韵词。连语似乎以叠字与双
声叠韵为最多，和六书里以形声字为最多相似。笔者颇疑心双声叠韵词本来
只是单音词的延长。声的延长成为双声，如《说文》只有“■”字，后来却
成为“蟋蟀”；韵的延长成为叠韵，如“消摇”，也许本来只说“消”一个
音。书中所举的“玄黄”、“犹与”等双声连语可以自由分用（二三面），
似乎就是从这种情形来的。
但是复音化的语词似乎限于物名和形况字，这些我们现在称为名词、形
容词和副词；还有后世的代词和联结词（词类名称，用王了一先生在《中国
现代语法》里所定的）。别的如动词等，却很少复音化的。这个现象的原因
还待研究，但是已经可以见出中国语还是单音为主。本书说“复音语词以二
字连缀者为最多，其次则三字四字”（三面）。双声叠韵词就都是“二字连
缀”的。三字连缀似乎该以上一下二为通例。书中举《离骚》的“忳郁邑余
侘傺兮”，并指出“忳与郁邑同义”（一八面），正是这种通例。这种复音
语词《楚辞》里才见，也最多，似乎原是楚语。后来五七言诗里常用它。我
们现在的口语里也还用着它，如“乱哄哄”之类。四字连缀以上二下二为主，
书里举的马融的《长笛赋》“安翔骀荡，从容阐缓”等，虽然都是两个连语
合成，但是这些合成的连语，意义都相近或相同，合成之后差不多成了一个
连语。书里指出“辞赋中颇多此种手法”（二○面），笔者颇疑心这是辞赋
家在用着当时口语。现代口语里也还有跟这些相近的，如“死气白赖”、“慢
条斯理”之类。不过就整个中国语看，究竟是单音为主，二音连语为辅，三
四音的语词只是点缀罢了。
郭先生将中国文体分为三个典型，就是“文字型，语言型，与文字化的
语言型”（六六面）。他根据文体的典型的演变划分中国文学史的时代。“春
秋”以前为诗乐时代，“这是语言与文字比较接近的时代”。文字“组织不
必尽同于口头的语言”，却还是经过改造的口语”；“虽与习常所说的不必
尽同，然仍是人人所共晓的语言”。这时代的文学是“近于语言型的文学”
（六八至六九面）。古代言文的分合，主张不一；这里说的似乎最近情理。
“战国”至两汉为辞赋时代，这是“渐离语言型而从文学型演进的时代，同
时也可称是语言文字分离的时代”。郭先生说：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代，因为是语文变化最显著的时代。此种变化，分为
两途：其一，是本于以前寡其词协其音，改造语言的倾向以逐渐进行，终于发见单音文字的特
点，于是在文学中发挥文字之特长，以完成辞赋的体制，使文学逐渐走上文字型的途径；于是
始与语言型的文学不相一致。其又一，是借统一文字以统一语言，易言之，即借古语以统一今
语，于是其结果成为以古语为文辞，而语体与文言遂趋于分途。前一种确定所谓骈文的体制，
以司马相如的功绩为多；后一种又确定所谓古文的体制，以司马迁的功绩为多。（六九至七○
面）
“以古语为文辞，即所谓文字化的语言型”（七一面）。这里指出两路的变
化，的确是极扼要的。魏晋南北朝是骈文时代，“这才是充分发挥文字特点
的时代”，“是以文字为工具而演进的时代”（七二面）。
“文字型的文学既演进到极端，于是起一个反动而成为古文时代”，隋
唐至北宋为古文时代。书中说这是“托古的革新”。“古文古诗是准语体的
文学，与骈文律诗之纯粹利用文字的特点者不同”。南宋至现代为语体时代，
“充分发挥语言的特点”，“语录体的流行，小说戏曲的发展，都在这一个
时代，甚至方言的文学亦以此时为盛。”这“也可说是文学以语言为工具而
演进的时代”（七三至七四面）。语体时代从南宋算起，确是郭先生的特见。
他觉得：
有些文学史之重在文言文方面者，每忽视小说与戏曲的地位；而其偏重在白话文方面者，
又抹煞了辞赋与骈文的价值。前者之误，在以文言的余波为主潮；后者之误，又在强以白话的
伏流为主潮。（七四面）
这是公道的评论。他又说“中国文学的遗产自有可以接受的地方（辞赋与骈
文），不得仅以文字的游戏视之”，而“现在的白话文过度的欧化也有可以
商榷的地方，至少也应带些土气息，合些大众的脾胃”。他要白话文“做到
不是哑巴的文学”（七五面）。书中不止一回提到这两点，很是强调，归结
可以说是在音节的课题上。他以为“运用音节的词，又可以限制句式之过度
欧化”（一一二面），这样“才能使白话文显其应用性”（一一七面）。他
希望白话文“早从文艺的路走上应用的路”，“代替文言文应用的能力”，
并“顾到通俗教育之推行”（八九面）。笔者也愿意强调白话文“走上应用
的路”。但是郭先生在本书自序的末了说：
我以为施于平民教育，则以纯粹口语为宜；用于大学的国文教学，则不妨参用文言文的
长处；若是纯文艺的作品，那么即使稍偏欧化也未为不可。（《自序》四面）
这篇序写在三十年。照现在的趋势看，白话文似乎已经减少了欧化而趋向口
语，就是郭先生说的“活语言”，“真语言”（一○九面），文言的成分是
少而又少了。那么，这种辨别雅俗的三分法，似乎是并不需要的。
郭先生特别强调“中国文学的音乐性”，同意一般人的见解，以为欧化
的白话文是“哑巴文学”。他对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是确有所见的。书中指出
古人作文不知道标点分段，所以只有在音节上求得句读和段落的分明；骈文
和古文甚至戏剧里的道白和语录都如此，骈文的匀整和对偶，古文句子的长
短，主要的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这种句读和段落的分明，是从诵读中
觉出（三八至三九面，又《自序》二至三面）。但是照晋朝以来的记载，如
《世说新语》等，我们知道诵读又是一种享受，是代替唱歌的。郭先生虽没
有明说，显然也分到这种情感。他在本书自序里主张“于文言取其音节，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