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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描写熊公馆仓库里面储藏的东西，可以开出一张无穷尽的清单来。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值得津津乐道的宝贝，但是翻身农民打开了地主的这些仓库，发现了那么多见所未见的东西，又看见“坏掉的自然也不少”的时候，他们只有感觉愤怒的。人世间的幸与不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李辉：《萧乾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幸，在作者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地主收租，农民纳贡也是天经地义，这里没有什么剥削可言。整个作品所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地主是慈悲的，他们不剥削。拿这种写法来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这就是沈从文写“熊公馆”的主题。沈从文之所以写这作品，并且安置这样的主题，显然并不是无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狂潮卷遍了半个中国，地主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1＇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你可以写田园风光，但要看时间和场合。当时解放区农村正是土改的暴风骤雨，《熊公馆》这样的文章可谓不合时宜。今天看来，对沈从文先生的批判过于苛刻，近乎于“左”，那么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提出的一个原则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2＇在国共双方决战的时候，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的历史时期，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样划分，国民党当局也不能容忍。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
＇1＇＇2＇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
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王芸生提出警告，但王不听。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在两大壁垒的夹击下，《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1948年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说：
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
《大公报》的中间路线，明摆着走不通了。王芸生心里明白，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前途的。《大公报》开始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明确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1948年7月10日，《新民报》在短期复刊后，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这次《大公报》不再沉默，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抗议查封《新民报》，批判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出版法”。社评说：“中国
王芸生
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他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进步了！
《大公报》这一吼，马上招来了国民党的围攻。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中先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7月19日又在题为《王芸生的第三查》的社论中说：“我们大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第一查，查出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王芸生君致力于国际干涉运动，为莫斯科会议作准备。我们的第二查，查出自1947年2月以后至今日，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今天我们等待着第三查，本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响应共产国际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我们等待着王芸生君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是狄（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证明。”社论最后说：“王芸生向主张反对党有颠覆政府的特权，指摘我政府是袁世凯政府，可谓已尽其响应新华社之能事。上面所举国际干涉运动与反美扶日运动，更是王芸生君‘查思想’‘查作风’良好的资料。只这两查，已足证明他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公愤。《观察》发表署名文章反击《中央日报》，称这篇“阴辣”的社论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不仅是向王芸生君，抑是向整个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挑战、示威。它采取‘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的方策，向一人以外的众人恫吓，从迫害一人开始迫害众人”。＇1＇国民党的大棒挥下来，王芸生知道自己在《大公报》的日子也不长了。那些日子，王芸生的心情十分苦闷，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手。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团结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
方秋苇：《评南京中央社对王芸生的攻击》，《观察》第4卷第22期。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4）
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1＇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被调回国内。杨刚此次归国负有的重要使命，是促成《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留在内地，并把中立立场改为拥护共产党的重大转折。当时王芸生主持日常社务，杨刚直接住进了王芸生公馆。一连几天，王与杨刚作竟夜长谈。早在重庆时期，杨刚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她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王芸生把杨刚当作共产党派来的“使者”，详细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王芸生最关心的是《大公报》的前途和命运，杨刚代表党组织表示：《大公报》现有四馆，即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得到了这个承诺，决心摆脱国民党的束缚，投向共产党。《大公报》另一位地下党员李纯青又转达了毛泽东邀请王芸生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信。王芸生得知此消息，并经过印证后，才最后定下决心。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取道台湾，11月8日到达香港。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他本人和《大公报》立场的转变。＇2＇
3《大公报》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事，它反映出国统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间派”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这些“中间派”有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国共双方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就是中间势力。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页。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也多种多样，并不一致。但他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寻求结束动乱，使中国走上安定发展的轨道。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他们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共产党走。像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朱光潜，曾当过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左派认为他是亲国民党的学者，但他本人说：“我的政治态度，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1＇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但是要让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还要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依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全国的胜利。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这个分化的过程既有国民党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的争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只有极少数人跟国民党去了台湾。19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写照。《大公报》的转变是历史潮流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王芸生出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