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这个花花世界迷惑时，他仍然保持着最朴素甚至清苦的作风。他总算剪掉了长发，但还是不愿整理好胡子。他穿上了一身干净的军服，口袋却总是鼓鼓囊囊，里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是笔记本、铅笔、香烟，还有治疗哮喘的喷雾剂。来访的人总会惊奇地发现，这个面容严肃的人说话竟然带着浓厚的阿根廷口音，而且，他的声音那么小，让人感觉他的身体糟糕极了。很多人发现格瓦拉难以接近。一次，电视记者皮内利采访格瓦拉，随口说：“那么，切……”格瓦拉立刻打断了记者的提问：“对于你来说，我是格瓦拉司令，切是留给我的战友和朋友叫的。”
卡瓦尼亚堡被改建为军事监狱，而格瓦拉成为最严厉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争罪犯。他要对付的，主要是在专政时期利用刑讯逼供和暗杀对付老百姓的政客和警察。有多少人在这一时期，被控反革命，遭到军事法庭或特别军事法庭处决，人们很难下一个定论，不过一般认为，人数应该在600人左右。格瓦拉相信，这完全不是滥杀无辜，对于很多殴打或者虐待犯人的警察，他们都没有进行处理，遭到处决的那些人，往往都是屠杀了上百人的凶手。他很坦然：“革命的公正是真正的公正，不是怨恨，也不发泄不满，既然判了死刑，就要依法执行。”绝大多数古巴老百姓支持处决战争罪犯的行动，可是美国人却很不安，他们形容往日美丽的哈瓦那已经血流成河，而格瓦拉就是那个心狠手辣的杀人魔王。
很多昔日的游击队员，包括卡斯特罗本人，都已经搬到了哈瓦那的希尔顿酒店居住，可格瓦拉却坚持住在卡瓦尼亚堡阴冷潮湿的房间里。他的哮喘病不断反复发作，医生又发现他身上还有一个结核病灶，他只好同意去塔拉拉海滩的一个别墅里疗养，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是小渔港科希马尔，当年海明威就是在那里写出了《老人与海》。
生活稍稍安定了一点，1月9日，格瓦拉突然接到消息，他的父母和家人将要来看他。在机场见到了已经阔别6年的父母和弟妹时，格瓦拉激动得大哭，哮喘病再次发作。他这才知道，这是他老友卡米洛的杰作，他瞒着格瓦拉，包了架飞机，将他的家人接到古巴。
父亲发现儿子变得如此陌生：“他很瘦，变黑了。以前他说话很快，滔滔不绝，现在却说得很慢很少，而且声音低沉。但他的眼神却没变，还是那样锐利，又有点嘲讽的意思。”父亲劝他该继续行医，他笑着说：“你和我同名同姓，干脆你冒名顶替，替我当这个医生好了。”过了些时日，父亲旧话重提，他很严肃地答道：“我的医学知识已经生疏了，现在，我只是建立政府的一名战士。我不知道将来我会做什么，甚至不知道我的尸骨将埋在哪里。”格瓦拉对他家人的态度也像对待同志一样严肃，卡米洛替他们在希尔顿饭店留了房间，没住几天，格瓦拉便让家人搬去与自己同住。有一天，父亲突发奇想，想去儿子打游击的地方看看，儿子表示当然可以，但他们得自己出汽油钱，这件事也就慢慢搁置下来。
一家团聚了，格瓦拉想起了他还有妻子、有女儿，那个他唤作“我的小印第安姑娘”的女孩。他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她还不会走路呢，现在，女儿该有两岁大了吧。1月21日，伊尔达·加德亚带着女儿来到哈瓦那。事实上，1958年，伊尔达曾经写信给格瓦拉，表示愿意与丈夫一起战斗，可格瓦拉置之不理。
夫妻相见，格瓦拉坦言，他已经爱上了别的女人，在打游击时认识的金发女孩阿莱伊达。伊尔达悲痛欲绝，可是又颇感欣慰，因为在她哭泣时，格瓦拉叹道：“我还不如在打仗时被人打死。”5月22日，格瓦拉与伊尔达离婚。6月2日，在卡斯特罗的建议下，格瓦拉与阿莱伊达结婚，阿莱伊达不仅担负起了照顾小伊尔达的任务，还在接下来的6年里生下4个子女。在婚礼上，人们发现，原来格瓦拉笑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在结婚时的一张照片上，人们看到，阿莱伊达说了个笑话，格瓦拉和新婚妻子竟然笑弯了腰，从客厅手拉着手跑出去，就像一对两小无猜的玩伴在做游戏。
10月，劳尔出任国防部长，格瓦拉莫名其妙地成为国家银行总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1959年2月7日，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权”的身份，此举是必要的，作为人民军司令和卡斯特罗的亲信，他必须是古巴人。
格瓦拉竭力想要影响卡斯特罗的政治倾向，但卡斯特罗并不为之所动。1959年4月，卡斯特罗受到美国数家媒体的邀请出访美国，在华盛顿他见到了很多美国政要，其中就有副总统尼克松。卡斯特罗一直谨慎地表示，古巴不会采取任何伤害美国利益的事情，甚至说，他的心“在西方”。结果会谈结束时，CIA关于拉美共产主义的“专家”总结说：“卡斯特罗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相反，他有强烈的反共倾向。”尼克松则发现他仍然很难掌握卡斯特罗的思路，他困惑地下结论说：“卡斯特罗这个人，要么就是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要么就是严格遵守了共产主义的清规戒律。我们应该依情况行事。”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工业部长阁下（2）…（图）
格瓦拉不同，1月初刚进入哈瓦那时，一个记者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他就坦率地回答说：“我是个共产党，但是，我不是古巴社会人民党员。”
就连赫鲁晓夫也对新生的古巴充满疑惑，他还编了个笑话，当时颇为流行：
“有一天，上帝召见古巴领导人，上帝开始问，‘谁是共产党人？出列向前走三步。’ “格瓦拉第一个出列，向前走三步。接着是劳尔·卡斯特罗。再没有人出列了。
“于是上帝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大叫，‘喂，你不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出列？’
“卡斯特罗看看上帝，委屈地叫起来，‘上帝啊，我什么时候变成共产党了？我根本就不是啊。’”
在古巴，多项改革都在格瓦拉的建议中展开。1959年5月7日，卡斯特罗开始履行1958年10月在马埃斯特腊山签署的《土地改革法》，法令禁止庄园存在，任何地主不得把土地扩展到400公顷以上，超过部分由政府征收。为了避免地主将土地化整为零，又规定大规模农场面积同时不得小于27公顷，可是，某些特定的项目可以保持1350公顷土地。如此，古巴政府将217万公顷土地分配给了10万户农民。
土改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了美国利益，政府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3。6万公顷土地，大批自由派和温和派政客纷纷请辞。乌鲁希总统也因为反对如此激进的土地改革，而被愤怒的民众包围，匆匆躲进委内瑞拉大使馆避难。卡斯特罗扶持法律部长多尔钱戈斯担任古巴总统，其实，他已经成为古巴真正的领袖。
对外，卡斯特罗仍然表示他的这一系列举措都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道主义，古巴既不要右的专制，也不要左的专制，现在进行的是人道主义革命”。可是格瓦拉却不同意，他宣称，这场土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得最多的，是国家部门中的权贵，或美国政府中的人”。
10月，劳尔出任国防部长，格瓦拉莫名其妙地成为国家银行总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有一次开会时，卡斯特罗问大家，谁是搞经济的？格瓦拉立刻将手举得高高的。没有犹豫，卡斯特罗立刻就任命格瓦拉担任国家银行总裁这一要职。散会时，卡斯特罗这才将格瓦拉叫过来，问他，“你什么时候成经济学家（Economista）了？”格瓦拉纳闷道：“什么？我当时听你明明说的是共产主义者（munista）！”就因为这两个单词发音如此相近，格瓦拉司令摇身一变，成了格瓦拉总裁。
没有人比格瓦拉更好学。他每天上午8点出门，下班后与真正的经济学家们讨论，一直研究到凌晨两三点，车上放了几本书，供他恶补经济学知识。虽然成为银行家，他还是不改军队里的作风，在办公室放了张行军床，整天穿一套军装，头上戴着贝蕾帽，腰间别着手枪，只有去洗手间时才会把手枪暂时解下来。要发行新钞票了，钞票正面印着古巴民族英雄的肖像，背面则是游击队员们的图像，格瓦拉大笔一挥，在钞票上签下了“Che”——他第一次体会到当银行家的乐趣。
也就在这段时期，他的好友卡米洛失踪了。在打游击时，他是格瓦拉的生死至交，战后，只有他想到格瓦拉已经6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设法将他的家人接到哈瓦那。10月26日，他与飞行员两人乘小飞机回哈瓦那，结果连人带机失踪。军队搜索了20天，依然一无所获。这对格瓦拉是个巨大的打击，在《游击战》中，他写了一大段长长的题词纪念卡米洛，“他是跟我一同打过上百次仗的战友，他本来应该读我的这本书，提很多意见。卡米洛为人忠诚，是谁杀死了他？是敌人把他杀死了。”这个没有指名道姓的敌人究竟是谁？多年后，有人说，杀死卡米洛的就是卡斯特罗兄弟。因为此时卡米洛的影响甚至有超过卡斯特罗的可能，军方不愿意让劳尔出任国防部长，认为卡米洛更有资格。格瓦拉将小儿子取名为卡米洛，纪念他最好的朋友。
格瓦拉进一步实施他的政策。巴蒂斯塔时代的4亿美元外汇，此时只剩下了4800万美元，全部以黄金的形式存在美国银行，格瓦拉一上任，就把这些黄金全要了回来。随后将160余家美国企业和古巴民族资本收归国有。他上任的第二天，就把古巴首富朱利·罗伯叫到办公室。这个富翁还是个支持“七二六运动”的“红色资本家”，格瓦拉对他说：明天就要宣布‘国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