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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到办公室。这个富翁还是个支持“七二六运动”的“红色资本家”，格瓦拉对他说：明天就要宣布‘国有化’了，事先跟你打个招呼。像你这样的人，要么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要么就趁早滚蛋。第二天，罗伯就直飞迈阿密，在西班牙度过余生。
科达的照片中，格瓦拉头发散乱、目光阴沉深邃，仿佛有火花在燃烧，这张革命者的圣像，几乎成为反叛、革命的同义词，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1960年2月，卡斯特罗邀请欧洲文化界人士来古巴访问，其中包括萨特和波伏娃、毕加索、布雷东等人。此时萨特已经55岁，他不仅仅是“存在主义之父”，还是个对革命充满好奇的人，先后走访了苏联、中国等地。
给萨特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家银行总裁先生，他接见客人的时间很奇怪，定在半夜。他这样形容与格瓦拉两三个小时的会面，“格瓦拉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他的每句话后面，都蕴含着很广博的知识。”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工业部长阁下（3）…（图）
3月4日，萨特目睹了法国军火船“库波号”在哈瓦那港被炸的一幕。人们在那一刻都猜想，这肯定是美国人搞的鬼，这样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借口古巴搞恐怖主义，对古巴进行制裁。爆炸后，格瓦拉奋不顾身地要上船抢救军火，被人拉下来后，他和卡斯特罗等人站在革命广场的阳台上，向大家发表演讲。
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摄影记者，用他的老式相机拍下了卡斯特罗和他身边的人。突然 ，他的镜头扫到了格瓦拉，他回忆说：“当他出现在我的镜头时，看到他怒火冲天的样子，我有些害怕。我好像条件反射一样按下快门，然后又照了一张，不过还是第一张最好。”照片中，格瓦拉头发散乱、目光阴沉深邃，仿佛有火花在燃烧，这张革命者的圣像，几乎成为反叛、革命的同义词，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美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眼皮底下的这个敌人，也许比他们想像中要更强大。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就是格瓦拉，《时代》称“卡斯特罗是当代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卡斯特罗是革命的拳头，格瓦拉则是大脑。他是古巴向左转的主要负责人。”文章还特别强调革命者的另一个特质，“格瓦拉是最有吸引力，也最危险的人物。他的脸上浮着忧郁而又温柔的微笑，不少女人觉得心都被他勾走了，切冷静而又精明地掌握着古巴的方向。他能力非凡，智慧超群，有敏锐的幽默感。”
猪湾事件中，切又举起冲锋枪。然而，古巴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孤立。国内经济开始出现衰落迹象。
一年多来，CIA一直在招募古巴流亡分子，将他们拼凑成“古巴革命委员会”，同时又在中美洲各国召集古巴雇佣兵。除了明攻，CIA还有暗招，他们计划将粉末状的铊盐撒在卡斯特罗的靴子上，这样可以使他全身瘙痒，毛发掉光。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他原本对古巴革命持同情态度，而且痛恨战争，可是在CIA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压力下，他才不得不批准此次“冥王星行动”，美国人选择在猪湾登陆。
CIA分批将流亡的古巴人送回埃斯坎布拉伊山区，还不断空投宣传传单。格瓦拉发现他原先建立的游击基地，如今竟然成为美国人策反的前线，勃然大怒。他立刻与卡斯特罗兄弟部署了战斗计划，他负责保卫猪湾西部海岸，劳尔负责东部。
4月17日凌晨3点，卡斯特罗接到敌人入侵的电话报告，战斗有条不紊地开始。他们第一天就把入侵者赶回海边，格瓦拉手持冲锋枪上阵，他们的任务是活捉俘虏，事件中，他们一共俘虏了1214人，全部被押解至哈瓦那。直到1962年12月底，美国才最终同意用价值53万美元的药品和食物换回这批俘虏。
古巴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孤立，国内经济开始出现衰落迹象。1961年2月，格瓦拉这个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成为工业部部长。上任伊始，他就宣布，“我们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古巴实行工业化。”对于古巴，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古巴至少有23。6％的文盲，农民和劳工缺乏起码的技术知识，而大部分拥有专业技术的人却无法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非我族类”。此外，古巴几乎没有电力，没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要想按格瓦拉的设想，在五年内实现工业化，完全是天方夜谭。
好在格瓦拉并没有眼睛一味朝天，他在掌握了大量统计数据和资料后承认，他的经济计划定得太高，可能需要1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逐渐达到目标。他认为，现在的首要目标将是提高全民知识水平，必须一边教育，一边提高生产力。他宣布1961年是“教育年”，动员全民扫除文盲，把古巴建设成一个“摆脱文盲困扰的国度”，27万“扫盲教师”中一半是未满18岁的中学生，他们兴奋地下乡扫盲。
卡斯特罗在内忧外患下，终于渐渐向格瓦拉妥协。1961年劳动节时，他正式向几十万民众宣布古巴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重申一点，没必要再纠缠选举总统的事情，因为“革命不值得在这些愚蠢的事情上面浪费时间”。民众以近似癫狂的欢呼表示对卡斯特罗的支持，几十万人一起在街头大叫：“革命——好！选举——不要！”
12月1日，卡斯特罗又在电视中宣布，早在1953年，他本人就已经笃信马克思主义，但尚未理解其中的精髓，夺取政权后，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使他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古巴只有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大约在30年内，古巴将进入共产主义。
“我认识许多领导人，但只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这两人是切和周恩来。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他们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风趣幽默的性格。从切的眼神里，我常常可以看到温柔与孤独。”
曾经最蔑视金钱的格瓦拉，现在身兼二职，既是工业部部长，又是国家银行总裁，做的都是与金钱最息息相关的行当。可是在他身上，仍然找不到一丝官僚与腐败的痕迹。他拒绝领银行总裁的1000元工资，只拿工业部长的200元薪水——这是他这个级别的领导中，拿到的最低月薪。
此时，古巴已经显露出官僚主义的苗头，很多领导的专车、办公室和家里都装上了当时在古巴还相当罕见的冷气，这让格瓦拉很不舒服。他认为领导大人们坐在装了冷气的办公室里，将大门关上，会自然而然割断与人民的联系。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就完全没有这些豪华设施，由于害怕犯哮喘病，他总是不让人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偏偏古巴的天气又潮湿炎热，哮喘病发作时，格瓦拉就将上衣脱掉，坐在冰冷的地上工作，甚至就这样接待客人。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工业部长阁下（4）
格瓦拉也是同样这样严格地要求家人，他再三叮嘱妻子阿莱伊达，不许她乘公务车去市场买东西。6年来，阿莱伊达几乎一直在怀孕，可每次去检查，都只能自己步行去医院。1962年3月，古巴开始实行部分日用品配给制，格瓦拉本来是一个几乎不着家的人，一次无意中，他发现他们家里的食物，竟然高出了应有的级别，他顿时惶恐不安，坚决要查出事情的缘由。后来发现是一个下属自作主张，偷偷将一些蛋、奶油和肉食送到他们家，结果切重罚了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他完全不讲究吃，什么时候饿得受不了了，就胡乱弄点东西下肚。被格瓦拉特意请来为工业部领导讲授经济知识的拉韦涅就曾开玩笑地说：“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怕切请客，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只有米饭和面糊糊，连调味品都没有，他倒能吃得津津有味。”一些人于是将格瓦拉与耶稣相提并论，只是，格瓦拉显得更有人情味，虽然有些严厉，可他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什么领导。下属博雷戈回忆说：“有一次，我弄到了一辆崭新的美洲豹小汽车。它原来的主人是烟草联合企业的老板，他本人从古巴逃走了，车也就不要了。我觉得这辆车开起来特别帅，就这么开了一星期时间。结果被切发现了，他对我大叫说：‘这是拉皮条的人开的车，我们是为人民工作的人，怎么能开这种车！给你两小时，赶紧从这辆车上给我滚下来！’我立刻下了车，结果他又让人给我送了辆雪佛莱，车型跟他的一模一样。这种车在古巴也就是中档车吧。之后我开了它整整10年。”
格瓦拉像机器一样，几乎不眠不休地工作着，在工业部一次全体大会上，他就说过，他从没上过一次夜总会，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一次海滩，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自我解嘲说，比起在座的很多人，他其实是个土包子，“我不知道人民如何生活，我只知道数字、符号、图表。”即便如此，古巴的情况还是一团糟。为了摆脱被美国操纵经济的命运，古巴开始大规模减少砂糖产量，一半的甘蔗田被烧毁，改建炼油、炼钢、发电、水泥这些重工业。格瓦拉坚持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每个企业都在政府计划下进行生产，结果便是各行各业各自为政，繁文缛节多得令人窒息。1963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有些农场进行一项生产计划，需要经过20多个行政部门的批准。
1961年8月5日，乌拉圭的埃斯特角举行“争取进步联盟大会”。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大会，他没有想到，在机场时他竟然受到了那么多人的热烈欢迎，可是由于当时哮喘病发作，他只是向大家挥了挥手，便匆匆离去。
在会上，美国代表向拉美各国开出支票，每年提供10亿美元，另外还有望以私人名义投资10亿美元，可谓是“项庄舞剑，意在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