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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托出生的这一年，阿根廷政坛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伊利戈因第二次连任总统。伊利戈因是激进市民党的首脑，1912年，在激进市民党的支持下，政府通过了普选法，伊利戈因当选总统。伊利戈因试图限制大地主大商人的统治，为中产阶级和新兴的工人阶级摇旗呐喊，可惜始终未能获得成功。在大萧条的影响下，1930年，军方接管了统治权，20世纪拉美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它短暂的民主试验。
埃内斯托出生在罗萨里奥，可以说是纯属偶然。结婚后，他的父母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了位于阿根廷西北角的密西昂奈斯。他的父亲野心勃勃，打算在这片潮湿而炎热的地区种植200公顷的马黛茶。马黛茶实际上是一种灌木，在这里生长得格外茂盛。阿根廷人将它的叶子放到小葫芦里，浇上开水，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麦秆吸着喝，虽然味道又苦又涩，却是阿根廷人最为喜爱的一种饮料，人们甚至称它为“绿色的黄金”。父亲有一套经营哲学，在其他同行都满足于将马黛茶叶直接出售时，他却在考虑深加工的问题，想用风磨将茶叶磨碎，再把茶包装起来出售。而此时，妻子塞莉亚已经怀孕7个月，一方面为了研究购买风磨的可能性，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妻子找到一个生产的地方，夫妻俩来到了罗萨里奥。最终，购买风磨的计划泡汤，农场的生意也失败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格瓦拉·林奇的一生，就是不断投资，又不断失败的一生。可是他们的另一个计划却成功了：埃内斯托在罗萨里奥呱呱坠地，早产了一个月，但看起来还算是个健康的男孩。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2）…（图）
孩子出生后不久，一家人就离开了密西昂奈斯地区，老爸又做上了一门新生意，成了圣依西德罗一家即将破产的造船厂的合伙人。就在这里，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
这是1930年5月2日，还有几星期，就是他的两岁生日。据格瓦拉·林奇说，他的妻子特别喜欢游泳，经常带着孩子去圣依西德罗的航海俱乐部，然后，就把两岁大的孩子一个人丢在河岸边。父亲在他的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回忆说： 5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
虽然父亲认为一切责任都在妻子身上，可事实上，病灶已经在埃内斯托身上潜伏。在他出生后40天，他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差点儿因此送命。可是母亲塞莉亚已经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甚至认为自己的遗传害了儿子，因为她小时候也曾得过哮喘病，这样，她后代得哮喘病的可能性会高达33％。孩子的病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933年6月，埃内斯托几乎每天都会犯病。
五年里，这家人在阿根廷四处游走，只想为他们患病的孩子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地，至少不要再让他的哮喘病恶化。最后，他们到达了阿尔塔·格拉西亚，这是个科尔多瓦附近的小镇，海拔高度超过600米。这里空气纯净，居住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干净而稀薄的空气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肺结核病人。来到这里，孩子的病情果然大有好转。
一家人决心在这里定居。他们租下一所宽敞的别墅，母亲全心全意照顾埃内斯托，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塞利亚和玛丽亚，以及弟弟罗伯托。家中的另一个小成员胡安·马丁，在1943年出生。此时，与全世界一样，阿根廷也走进了大萧条时期，可是，这家人的生活仍然像往日那样宁静。
塞莉亚与患病的长子之间的关系，明显比其他家庭成员要更亲密。也许这是因为埃内斯托的病，母亲无法不给予比对其他孩子更多的爱。埃内斯托在母亲的膝头上认识了第一个字母，母亲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至于家中的顶梁柱呢？不错，格瓦拉·林奇同样是孩子们亲密的朋友，可是，他却是个疏远的父亲。有时，他会一连几小时陪儿子游泳、打高尔夫球，可是更多时候，他却完全不理不睬孩子和家人。当母亲担负起家庭教师、厨师和护士的职责时，父亲却流连于西埃勒酒店，这是小镇里专供富人享乐的地方。
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到了小学的最后两年，他只能尽力去学校。他的弟弟妹妹为他抄作业，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国外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埃内斯托对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西班牙内战对小埃内斯托的影响，远远胜于罗斯福“新政”甚至贝隆执政，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内斯托的父亲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这个病童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男性的角色，培养了儿子对于体育的热爱，并且使他相信，顽强的毅力可以令他战胜病痛带来的种种困难。埃内斯托的父母都热爱体育，喜欢大自然，这种爱好也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很快，父母就发现，虽然在运动时，埃内斯托表现得很吃力，可他总是能坚持到最后，在不断的游泳、登山和骑马中，孩子的病情竟然稳定了不少。
不用上学，埃内斯托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可以随意与他的小朋友们一起玩闹。孩子们是不知道阶级之分的，埃内斯托的朋友中，既有中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些是住在贫民窟的，这当中包括阿尔塔·格雷西亚高尔夫球俱乐部里的球童和饭店里的小服务生，还有些孩子的父亲，就在埃内斯托父亲开设的建筑工地上做工。他们既有像埃内斯托这样的白人，也有很多是黑人，比如在街头卖糖果的扎卡里亚斯。过去半个世纪了，扎卡里亚斯仍然记得他的这位白人朋友，在他的回忆中，“埃内斯托是个完美的孩子，没有一点他们那个阶级常见的骄横。”
犯病时，埃内斯托只能乖乖地躺在床上，这培养了他对书籍与文学的强烈兴趣。他大量阅读了那个时期孩子们必读的经典小说，像大仲马、杰克·伦敦和凡尔纳的作品，可是他也读了很多超越他年龄的著作，比如塞万提斯、阿纳托尔·法郎士、聂鲁达、奥拉西奥·基罗加和加西亚·洛尔迦的作品。父母的阅读趣味影响了孩子，父亲钟爱的是探险小说，而母亲更热爱诗歌和法国文学。
在学校里，埃内斯托只能说是表现平平，他的一位老师埃尔巴·罗西回忆说，他和他的几个妹妹一样，都非常聪明，可是读书一点也不用功。看起来，他的父母好像走向两个极点，母亲塞莉亚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可是父亲却采取了极端放任的态度。老师这样说：
我只认识他母亲。她真的非常民主，而且非常热心。她每天都来学校，每次家长会都会来参加，而且跟我说很多话。开着那辆小汽车，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时，总会有其他孩子们想要搭顺风车，她也会笑嘻嘻地把他们捎上。他父亲是个很高贵的绅士，好像总是在西埃勒酒店里消磨时间。我好像也只在西埃勒里见到过他一次，那可是我们这里最高级的酒店。他从来不跟老师讲话。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3）…（图）
埃内斯托对政治的热衷，此时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的西班牙内战对他影响深远，不过，作为一个还不到10岁的男孩，他关心的倒不是西班牙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战争的走向。1939年，他在自己卧室里挂了幅西班牙地图，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观察内战局势的发展。他还在自家院子里搭建了一个小型战场，有模有样地搭设了壕沟和山脉。
1937年，埃内斯托的姨父、诗人凯耶塔诺出发前往西班牙，作为阿根廷共产党员，他此 行主要是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西班牙局势。姨妈卡门于是带着两个孩子去格瓦拉家小住，凯耶塔诺的所有书信和文章都被埃内斯托仔细翻检阅读。国外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埃内斯托对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
此时他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些难民先后来到科尔多瓦和阿尔塔·格雷西亚居住，离格瓦拉家最近的一户人家，是医生冈萨雷斯·阿古拉斯一家。他们家的三个孩子与埃内斯托注册的是同一所学校，整整一年时间，他们结伴一起去35公里外的学校读书。
两个家庭的友谊延续了几十年。冈萨雷斯和其他难民讲述的故事，深深激发了埃内斯托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同情。西班牙内战对小埃内斯托的影响，远远胜于罗斯福“新政”甚至贝隆执政，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内斯托的父母也在向孩子传递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在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失败后，父亲带着刚刚11岁的儿子去参加了一个叫“行动阿根廷”的组织，并且替孩子报名参加这个组织的青年团。“行动阿根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法西斯组织，它召开会议，为反纳粹军队募集资金，同时通报同盟国的战果。格瓦拉·林奇回忆说，“每次‘行动阿根廷’组织什么活动，或者进行一次重要会议，埃内斯托都会跟着我一起去。”
“去游行，然后让这帮狗屎把我们也拉进来？绝不。如果我没有一杆枪，我就绝对不会游行。” 埃内斯托好像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
格瓦拉家永远一片混乱。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外敞开，小孩、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客人，不停地在他们家川流不息。他们的待客之道只有两条：第一，无论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