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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成功地混进铜矿，在那里看门。在那里，他们刚好碰到了一次罢工事件，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说：“那些傻帽儿美国人，他们不肯多给可怜的工人一丁点儿工资，结果罢工的时候，他们每天得损失上百万比索。”
旅行者继续向秘鲁前进。他们首先要走过两个神奇的地方。一个是印加古国首都库斯科，另一个是马楚比库废墟。这里距诗人聂鲁达笔下的“老山”还有若干公里。聂鲁达说，这座山是南美大陆文化的祭坛。由于这里表面覆盖了一层茂密的植被，人们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存在，直到1911年，美国学者宾哈姆在这里发现了印加人的废墟。
面对这些印加文化的遗迹，格瓦拉格外兴奋，他走遍了所有台阶和神庙，不停地素描、作笔记。在这里，他逗留了整整10天，写下了15页汪洋恣肆的笔记。他甚至有些同情那些“北美的游客”：“一般来说，那些舒舒服服坐着大巴游玩的旅客，根本不可能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有所了解。大部分美国人都直接坐飞机从利马前往库斯科，在这里绕一圈就立刻又飞回去，他们能懂得什么呢？”
1952年5月1日，他们终于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在这里，佩斯塞医生给了两位旅行者极大的帮助。他让两人住在麻疯病院，还经常请他们吃饭，同时，他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思想核心是强调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的作用。他与格瓦拉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格瓦拉产生的影响，也许是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10年后，格瓦拉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游击战》寄给了佩斯塞医生，在扉页上，他写道：“给胡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格瓦拉，与其称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1952年6月14日，麻疯病院的全体病人和医生为他举行了24岁的生日派对，在致祝酒词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把拉丁美洲割裂为各个不稳定的国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做法。我们的旅途加深了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混血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要抛弃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这杯酒，我要献给秘鲁和团结的拉丁美洲。”
在游历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后，格拉纳多决定留下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麻疯病院工作，而格瓦拉则在美国迈阿密逗留了一个月，然后乘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家八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终于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和关于过敏反应的毕业论文。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4月，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他就通过了医学博士所必需的30项考试中的15项。6月1日，他正式成为医学博士。
等待着他的，将是锦绣前程，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已经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在旅行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的独裁统治已经令人为之胆寒，母亲担心儿子会被征用做军医，于是她宁肯让儿子逃离阿根廷。于是，格瓦拉在大冬天洗冷水澡，让哮喘病发作得更厉害。医生委员会相信以他的体质完全不能当兵，格瓦拉总算成了彻底的自由人。
他再一次计划起旅行，这一次，目的地是玻利维亚，与他同行的是童年时的玩伴卡洛斯·费雷尔，不过大家都叫他“卡利卡”。据卡利卡说，之所以选择去玻利维亚，是因为格瓦拉想再去看看他心中的圣地印加遗址。此外，他们还有更庞大的计划，卡利卡想去巴黎，而格瓦拉想去印度。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与卡利卡一起登上火车的二等车厢，两人出发前都向各自的家人要钱，一共筹得300美元路费。在他们上火车后，格瓦拉的堂兄马里奥发现，他的三件崭新的丝质衬衫不见了，后来格瓦拉承认，他顺手牵羊把衬衫给拿走了，因为这些衬衫“可以供我们住15天旅馆”。马里奥气急败坏，写信告诉格瓦拉，作为报复，他已经把格瓦拉寄存的一只望远镜拿去卖掉了。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3）…（图）
母亲塞莉亚在送行时，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将要永远失去他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了！”火车开出好久，母亲还紧紧地追在后面，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而格瓦拉倚在车门边上，像演戏般大声念着：“一个美洲的战士，从这里出发了！”
“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玻利维亚，到处是枪声，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
第二次南美之旅，格瓦拉打开了一本新的日记本，日记的标题取名为《又一次》。在解释他此次出行的目的时，他说：“这一次，我同伴的名字变了，从阿尔贝托变成了卡利卡，可是旅程还是与第一次相同，两个波希米亚人在美洲游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也不知道前行的方向。”
向着玻利维亚前行，是因为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玻利维亚被人们形容成“坐在黄金宝座上的乞丐”，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锡、铜、黄金、石油、钨等矿产，可大半都被美国资本和国内的一小撮富裕家族垄断。印第安人占玻利维亚人口的大多数，却过着农奴般的艰苦生活。
1952年，农民和矿工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激进派代表人物埃斯登索罗取得了政权。上台后，埃斯登索罗宣布废除农奴制，进行土地改革，从而使得印第安人可以分得一小块土地。同时他决定将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锡矿收归国有。在浩浩荡荡的变革中，矿工和农民们取得了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和劳工阵线。观察这样一个国家，让格瓦拉感到异常兴奋。住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时，他写信给父亲，决定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有趣了，而且它正在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刻。（1953年）8月2日，土地革命开始，整个国家乱成了一团，到处都有人在吵架打架。我们看到无数人举着毛瑟枪和机关枪，动不动就互相干一架。每天，枪声都不绝于耳，不停地有人在我面前倒下、死去”。
在格瓦拉看来，拉巴斯是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咖啡馆和酒吧里度过，与来自美洲各国的移民会面、讨论。在这场革命中，玻利维亚成了激进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麦加圣地”。在他的日记中，格瓦拉写道：“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除了与激进的政治家们探讨问题，格瓦拉还“混”进了拉巴斯的阿根廷移民圈里，进入了这个圈子里的上流社会。在别人介绍下，他和卡利卡还参加了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婚礼。
在拉巴斯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格瓦拉和卡利卡不得不继续前进。格瓦拉故地重游，再次游览了秘鲁的印加文化废墟，接着去利马，重新拜访佩斯科医生。他们在那里碰到了几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人，其中一个告诉格瓦拉，要是去危地马拉，可以用暗号联系秘鲁女同志伊尔达·加德亚，相信她会给他们无私的帮助。
他们又继续奔向厄瓜多尔，在那里，他们碰到了三个年轻同胞，分别叫巴尔多维诺、埃雷索和加西亚，他们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准备去危地马拉，但是凑不齐路费。三个人极力劝说格瓦拉与卡利卡与他们一起去危地马拉。格瓦拉被说动了心，但卡利卡却不愿意，他一心起去委内瑞拉。于是，这对同伴不得不分手了。现在，格瓦拉的新同伴成了加西亚。
1953年10月25日，格瓦拉和加西亚坐船前往中南美洲。由巴拿马，途经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最后到达危地马拉。
格瓦拉与同伴已经身无一文。为了筹措路费，格瓦拉不得不忍痛将医学书籍卖掉。同时他向当地一家杂志投稿，发表了他关于秘鲁印加遗址的游记和照片，稿费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他与加西亚的吃饭问题。更糟糕的是，在搭卡车去圣何塞的路上，卡车遇到暴风雨，结果翻了车，格瓦拉的左手和两条腿都摔伤了。
虽然在哥斯达黎加逗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格瓦拉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里是当时美洲的一块民主绿洲，自1952年起，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总统何塞·菲格雷斯慢慢迫使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交出四成利润给该国政府，同时还愿意收留来自美洲各国的流亡者。从格瓦拉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局势越来越关注。1953年12月10日，在圣何塞，他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