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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书之前，我会问自己两个问题：它值得我付出所有的努力吗？再就是，它足够激动人心吗？使我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还被它吸引。
在最初的那些严酷的日子里，我写的东西没有一篇被发表。一位女友为我感到难过，她问我“参加成人教育写作班怎么样？”听起来棒极了。第二年，我选了一门“为孩子写作”的课程。我想，如果我每天写一个故事，那么每周我就能写上一章，到年终，我就会有一本书了。那时每周我都要写上一篇小说或一首诗什么的，但什么也没有发表。
我想，要不就写一篇以日本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因为我曾在日本生活过4年，而且我思念日本。当时我并不知道，以12世纪的日本为背景、以小孩为主角的书是没有市场的。
可一篇小说除了有迷人的背景和紧凑的情节外还不够。它必须有一个情感的内核，必须要有激情。我的小说的内核来自我那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
琳是1962年秋天在香港出生的。在她三周大的时候，警察在市区的人行道上发现了她，把她送到新界的孤儿院，她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后来被我们领养。在她5岁大的时候，生活对她来说已经相当安定了，可有时候，她仍会无缘无故地离开家。这把我唬得要命，她去哪儿了？我究竟怎么做才能使她安静？我尝试过各种办法：哄骗她，恳求她，不准她离开，都毫无用处。
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里做晚餐，她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爬上一张长凳，坐下来。我试着跟她闲聊，她没有回答，仿佛什么也没听见。我越努力尝试，她越感到紧张。
最后，我终于失去了耐性，尖声叫喊了起来。“琳”，我吼道，“如果你不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帮助你呢？”
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为什么那个女人要把我给别人？”她质问。
于是一切就滔滔不绝地开始了。她为什么会被送给别人？我们从来就没对她说过她是个弃儿。这似乎太让人难过了，只不过她的妈妈没有能力抚养她，又想让她有一个家。我再三说明这一点，又补充说，我肯定她的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她，只要有可能，她一定会照料女儿。她的妈妈还活着吗？她好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她让我设法安慰她，让她放心。后来，以至她的整个少年时期，这些问题仍缠绕着她。
如今她自己也做了母亲，一位充满爱心、有趣、了不起的母亲，对我们这个小孙儿，她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心。她是一个奇迹，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么敬佩她。
她给予我的不只是她自己，而是一个故事的情感内核。
我想给这本书起名为《菊花的标记》。故事发生在12世纪日本内战的中期。主人公是名窃贼，正在寻找他从未谋面的父亲。他所爱的女孩子最后进了妓院。我这样写并不是有意惊世骇俗，因为在12世纪的日本，如果得不到保护，一个13岁的美丽少女是很有可能走进妓院的，而爱着她的少年，身无分文，根本无力搭救她。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几乎没有读过这类为年轻读者写的书。当我写《菊花的标记》时，也没有去想是否会有读者。我写了一个我想写的故事，我尽自己所能，真诚地把它写了出来。
在我把书寄给出版社的同时，一本以成人读者为对象的畅销书也出版了，这本畅销书打破了自《飘》以来所有的销售记录。这本名为《乔纳森。利文斯顿的海鸥》的故事多愁善感，讲的是一只超越既定目标的海鸥。作者是理查德。巴赫。
那么，我的书何时才能见天日呢？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本书一直在各个出版社辗转，随后发生了一个奇迹，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女士，从出版社的第七或第八个烂泥堆中发现了它。读过之后，她深深地喜欢上了这本书。她把书稿送给了高级编辑，后者是一位在儿童书籍出版方面颇有眼力的女士，刚从日本访问归来。她总是敢于出版那些能为孩子们敞开新世界的书。她并不以为这本书会卖得很好，但她希望年轻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还希望作者能有机会写更多的书。
尽管《菊花的标记》的精装版销售得不够火，但它的平装版却卖得相当好，对此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孩子们和年轻人买平装书，这就意味着，它的读者正是那些我为他们写作的人。
那些控制着纽约大多数出版社的公司巨头，并没有我的编辑所具有的眼光，你能抓住的机会就更少了。
几年前，《哈泼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令人沮丧的文章，名为《阅读可能对您的孩子有害》。文章罗列了1990年20本最畅销的平装儿童书，在前十名里，有九本书的标题都有《忍者龟》。整个书目中只有两本真正的书，其中一本是排在第十五位的《夏洛特的网》，作者是E。B。怀特，出版于1952年。另一本排在末位，是毛莱斯。森达克的《蛮荒在哪里》，出版于1963年。
为此，我劝那些没有《忍者龟》专利的人，索性把精力放在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上。
要记住，当你为市场写完一本书，书稿被一位编辑接受，直到最终出版，走完漫长的过程后，市场可能早已转移到别处，而你的书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头。但是，一本像康拉德。艾肯、E。B。怀特和毛莱斯。森达克所写的，经过精心雕琢、抒写人类情感、深邃美丽的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始终相信，总会有那么几位薪水微薄得可怕，敏感而又精力充沛的编辑，乐意在烂泥堆中耕耘，他们是仅存的为数极少的优秀编辑。他们勇于抵制潮流，为你的书稿配上封面和封底。
当然，这需要奇迹。但我又怎能否认奇迹的存在呢？
第四十四篇 写作与下厨
工余，我喜欢做两件事，一是写作，一是下厨。不说你不知，写作和下厨之间存有不少共通之处。下厨前要买材料，写作前要找题材。在超级市场推着手推车，看看这，看看那，为之观察，当发现牛尾不错啊，灵感来了，接着当时把牛尾取下来，放进手推车里，为之取材或捉住灵感。之后，一面构思如何炮制，一面搜集其它材料，例如红萝卜、薯仔、西红柿、椰菜等。材料一大堆，并非全部合用，例如薯仔皮、烂菜叶，于是我们要洗涤、取舍，把不合用的除去，把合用的切成特定的形状，为之剪裁。材料相同，落在不同的人手上，炮制的方法会不一样，成品自然相异，即使同一道菜，若在细节里「加盐加醋」，便得出不同的效果。例如大洒盐花，成品必「咸」；多放辣椒，便赚人热泪。
记得我在加拿大读书时，有一年农历除夕，教会的牧师提议一人预备一道菜，在团契里吃团年饭。大家便各自炮制「燃手小菜」，在除夕夜带回教会。一摆开，众人都讶然失笑，原来全都是鸡。原来加拿大鸡很便宜，留学生都非富有，故不约而同地买鸡。虽是「全鸡宴」，但菜色却不相同，煎、炒、煮、炸、焖、蒸、焗，各有千秋。即使同是焖鸡，有人用红萝卜焖，有人用薯仔焖，味道便有分别。即使同是白切鸡，你的「点」沙姜，他的「点」葱油，食法又不相同。
这顿「全鸡宴」，给我一个写作的启发，材料相同，落在不同的作者手上，就着各人的识见、心思、技巧、内涵，会写出不同的作品。
举个例子，电话。
陈赞一的《布道会》，布局是三个人的三段电话对话，第一段，孝仪致电何执事，请教会为亡父举行丧礼，何执事拒绝，理由是孝仪的父亲是非信徒；第二段，孝仪致电马牧师，提出同样的请求，马牧师答允；第三段，何执事质问马牧师为何替孝仪的父亲主持丧礼，马牧师的答复是为孝仪未信主的亲人开一次布道会。三段对话很简单，内容却很有深意。死者已矣，丧礼仅是仪式，最重要的是在生的人有机会信主。
同样是三个人通电话，胡燕青的《三线一族》，写三个中学生用「三人会议」来「煲电话粥」，煲呀煲呀，煲出一个荳芽梦式的爱情故事。
同样是爱情故事，日本作家森瑶子的《别再给我电话》，集了十二个与电话有关的都市爱情故事，写得非常纤细。
同样是都市爱情故事，东瑞的《大都会爱情故事》，却另有一番情趣。男女主角都是商界大忙人，约会时各自的手提电话响个不停，无暇谈情说爱，他们于是用「留言」传情达意。
可见，通讯工具的各种功能，给作者不同的发挥机会，例如周密密的《油尖区的并蒂莲》其中一节，母亲为怕女儿误交损友，利用「来电显示」监视女儿跟谁通电话，好心做坏事，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
周密密笔下的母亲「捉错用神」，本属无心之失，正如我们有时打电话，会不小心打错，刘以鬯的《打错了》以接不接一个打错的电话，道出生死祸福有时系于一念之差。
同样是打错电话，韩国作家安东民的《清晨拨来的电话》却有不同的演译。警察在派出所当完「通宵更」后，致电回家，明明认得接电话的是妻子的声音，妻子却认不出自己，还说丈夫睡在身旁，最后说句「你打错电话」，便挂线。这样的开段，够悬疑吗？
谈到悬疑，不能不提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侦探推理小说《电话魔》，也是把电话这个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佳作。
话说回头，我在加拿大那顿「全鸡宴」，当我们吃了二十多分钟后，师母突然捧出一大盘炒年糕，放在二十多碟鸡之间，大家顿时「哗」的一声，不吃鸡，争着吃年糕。年糕本来是平平无奇的食品，但师母捧出来的时间和位置，恰到好处，因而得出一个平地一声雷的效果。时间，如果在众人摆鸡之前，大家心里一定说「年糕之嘛」；位置，如果放在萝卜糕、马豆糕、马蹄糕、红豆糕、芝麻糕、芋头糕之间，大家心里一定说「又是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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