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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凝望。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我们患上肝炎以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与孩子们玩耍，总是遭受歧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常常被小朋友们从游戏圈中剔除，有些孩子简直就像反犹分子一样，追着我们叫喊：“肝炎！肝炎！”那声音就像是高音喇叭失控后发出的尖叫，刺穿耳鼓，直戳神经，以至于几十年过后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刺伤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着回到家中抱着被子默默抽泣。
我们整个家庭已经饱受了肝炎的折磨，现在病魔又沿着血脉延伸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全家人的心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子轩说话晚，三岁还不会说话。每次给这个哑巴孩子喂中药都让家人费力又费心。每当我看着被药汤苦得哇哇乱叫的子轩总是黯然神伤：这只是口苦，心苦还在后面。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本来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健康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他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军工，原先在湖南的一家著名的老军工厂工作。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国家开始部署“三线建设”，他自告奋勇要求去建设大西北，是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登上西去的列车的。一到兰州，那拨人都还带着“大跃进”年代的热情，为国家做贡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紧缺，他不忍心孩子饿着，勒紧裤带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他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送进医院检查，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开始腹水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忠告即使缓过来也活不出五年，抓紧最后的时光好吃好喝少生气，能多活一天算一天……结果他靠着豁达心灵的支撑和全家人的倾心照顾，奇迹般地挺过了病危期，又活了三十年！何等艰难的三十年呵，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外，事业的挫折，世态炎凉，还有捉襟见肘的日子他都忍了，认了。他至死都对全家人带有负疚心情，惟独不见他对自己有丝毫的委屈或自怜。他眼看着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都上了大学，又都成了家，终于盼到了孙子。孙子曾经带给他希望和欢乐，但是很快又化为难言的惆怅。子轩确诊为肝炎后送给姥爷去带了，爷孙从此很少见面。
子轩是在我上大学时出生的。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我们那一茬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龄大，大学上完了接着读研，没有精力带孩子。子轩的母亲也在上学，都在忙着弥补“四人帮”造成的青春损失，找老人帮忙带实属无奈。毕业后本该好好过日子了，但是我的心静不下来。一方面，我已经是大学讲师，教学的主力，但是在学校却分不上房子。平反的“老右”们还都挤在筒子楼里苦着呢，我等小字辈只能排队等，长成人了还要寄人篱下，而且住的是长辈的房子，甚感人生荒唐；另一方面生活还有奔头，可以读博，可以公费出国留学，可以找个好地方调动……能奔为什么不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第二章 梦中飞翔第9节 苦命（2）
子轩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了过来。一来到海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椰风海韵，而是蚊子的热烈欢迎。海南有“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夸张说法，可知海南蚊子的厉害。海南的蚊子并不大，咬起人来却一点不客气，也许是小孩子皮薄肉嫩，蚊子专门叮子轩，咬得子轩浑身没一块好肉。我当时住在海南师范学院的一间平房里，每天晚上照例熏蚊子，我们在灯下放上一盆水，把成包的熏蚊片点燃后就躲出去，回来后水面上总是漂满了一层蚊子。我说有一千只，子轩不信，我愣是一只只数过了一千。生活中这样的苦有很多，但是可以化解，我对子轩说：“我们以后就别熏了，蚊子那么馋你，就拿你当灭蚊器得了。”子轩哭笑不得追着打我，把小手拍得通红。有些苦就难以承受了，比如生活中遭遇到的莫名其妙的歧视。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是个曲调平淡的流行歌曲，在当时的处境下听起来却让人感慨万千。房子房子房子！我需要一套哪怕是最小单位的房子。
在西北师范大学就没房子，调到海南师范学院我要求的惟一条件就是房子，人一进来还是没房子。
学校开始分房子了，打分排队我分到一套两室两厅的旧宅，房子虽然比不上兰州的好，但这是我应得的，我心满意足。原主人一走，我急不可耐地搬进去了。打开门第一件事干什么？该举行隆重的庆典！于是揽过女人来就地正法。
刚把家搬完，总务科来人让我搬出去，理由不告诉我，说是组织决定。撅你个腚呀！我不睬。
院长找来了，令我搬回去。显然是听了汇报。
“屎都拉出来了，怎么又缩回去了？我要是不搬呢？”
“你不搬就强迫你搬！”口气听上去像列宁。
我怒了：“谁敢进我的家我就用斧子劈谁！来——嘛，来嘛来嘛。”我最后用四川话说。
日瓦格蔑视列宁。丫挺的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人，说了声“你等着”，气呼呼地走了。
我等着，斧子就放在门口。
当天没有人来，以后也没人过问，事情就这样了了。
“贱货！非让老子给你们丫的端出黑缨枪来！”
大学老师就是这副德行，因为大学就是那么一副操性。
子轩受到的欺负更是无辜，因为他没有反抗能力。到一个生地方，地头上总会遇到欺生现象，受欺负的所有理由只因为你是个外乡人，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西北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一个小蛮子是个小地头，没完没了地欺负子轩，手段恶劣，居然逼孩子叫他爸爸，不叫就打，打完了还要押着孩子到家里搜钱。我到学校报案，回答说是不算案。那好，不算大家都别算，小蛮子终于让我撞上了。“你叫我是啥？”我想起了真假李逵见面，乐了。小蛮子还挺硬，大概是脚下的土地给他的勇气。两巴掌过去嘴还硬，我还就不信了，怒不可遏，把几年来积攒的怨气都发泄到拳头上，只当练沙袋，一直练到这个可怜的孽障跪地求饶为止。小孽障回去找来一群大些的烂仔声称要玩大的，一盘道，这帮烂仔知道当时名震海岛的前全国散打冠军童德勇是我的江湖知己，惹不起，请我喝酒。喝你大爷！我打骨子里厌恶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就是这个盛产菜狗的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砌起了长城，把原本好端端的人，变成了打边炉的材料。
学校里不该有地方主义，但是，我在大学都避之不及，别说孩子在小学里。
子轩转学到当地算是“重点”的一所小学读书。学校离家有两三公里路，中间要转几道弯，路过几条拥挤混乱的老街。接送孩子是件头疼的事，我们最担心的是怕孩子过马路出事，为此我还专门领上他训练过马路。第二天，孩子没等我们去接自己就回来了。再过些日子，他又发现了一条我们都不知道的小路，斜插进入一个村庄，穿过迷宫般的狭道，省了五分钟的行程。当年我也是这样独往独来，也喜欢另辟蹊径，子轩的发现让我高兴，心想有其父必有其子。又过了两天，老师叫我们去学校谈谈，说是这孩子的智力有问题。我差点没晕过去。问孩子都干什么了，他说老师的话听不懂。这时我才想起老师的话的确不好懂，让我顿时联想到越共。
我们开始为子轩上学的事发愁了。
子轩的母亲向在河北涿州教书的姐姐求助，看在亲姊妹的份儿上，子轩的姨妈爽快地答应了。子轩的姨妈是个小学教师，家庭和睦亲情融融。子轩姨妈家中有三个哥哥，他幸运地成了家中的老四，无论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上都备受关照，出门在外玩耍不再受人欺负。子轩在那里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是年级的短跑冠军。
我还半开玩笑地跟子轩的母亲说过，孩子在他姨妈家寄养比我们自己带要好，我们没能力带好孩子就干脆别当父母了，以后也就再别接回来了。我们怕孩子跟着我们吃苦，托付给亲戚实际上是采取了逃避现实的策略。可事实上，孩子的苦命并没有到此终结，真正的苦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灾难。
第二章 梦中飞翔第10节 大难不死
X光照片显示，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公分，险些截瘫！
那是一个冬天的黑夜，孩子在冰天冻地的北国，我们在草木常青的海南。
一阵电话铃响，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子轩的母亲起身去接电话，只听见她连问了几句“什么，什么”，就哭出声了。我意识到一定是出了大事。
电话是子轩的姨父从河北涿州打来的，他告诉我们，子轩出了车祸，让一辆手扶拖拉机给撞了，伤势严重，昏迷不醒，现在已经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结果怎样还不清楚……我们反反复复地询问出事过程，问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对方说，活命估计问题不大，残疾肯定会落下，程度就难说了，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后果，只能抓紧抢救，在治疗上寻求最佳效果。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们一时间不知该干些什么。
我们想马上就去机场，可是这个时间没有任何航班，外面还是一片漆黑。看看闹钟，才是夜里四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