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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1）
日本才是礼仪之邦？
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文明上的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这个礼貌和压抑之间有何关联？这就要说到咱们的一位先贤：荀子。
初到日本，日本人随时随地表现出的礼节，确实曾给我以不小的震撼。在站台上，看到人们彼此鞠躬道别或挥手致意；在电车中，看到大家因肢体接触而相互点头抱歉；在商店里，看到服务员热情而亲切的笑容……不论之前对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这种普遍的温文有礼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对日本的尊重和羡慕。特别是在和中国的某些生活经验对比之下，一种几近自卑的感觉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语学校的初级教材中，前几课就教了“礼仪正しい”这个单词，不用说，是用来形容日本人举止言谈的。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此极为自豪，乐于在外国人心中加强塑造此一形象。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文明上的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人道德修养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即便是在两国交恶，日本对华侵凌不休的时期。不过，这当中的心态倒很值得探究，我以为多数是因恨铁不成钢而痛发牢骚，极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两国文化内在的歧异。今日中国大陆的道德滑坡、世风沉沦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来说事儿的更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之现状有特殊的成因和责任者，决不能据此便以为日本比中国更加“文明”。以文化角度论，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源于“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
中国人讲早期儒家，一般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要数朱熹（“理”）、王阳明（“心”）。一位先贤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国教科书中对荀子的论述着眼于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性恶论，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也恰恰是荀子。清末，中国知识界曾经有一场“尊荀”与“排荀”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章太炎，后者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不过，双方都把焦点放在了荀子的政治思想上，康梁等“排荀”派更是把荀子攻击为导致中国“两千年专制”的元凶。事实上，荀子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谱系中从来不是主流，“排荀”派和日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一样，大嘴放言，怎么偏激怎么说。章太炎指出的荀子的一些思想亮点确实敏锐，但古文大师的影响力大体局限于象牙塔之内。
第5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2）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一篇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章，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所以“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微瑕不足以掩瑜。于是，许多人明明缺乏公德观念，却毫不怀疑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从前面提到的几个中学生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对错进行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反应的社会环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就可毫无顾忌地倾泻而出了。
第6节：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书的价值，绝不在尺寸。所以，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文库本在日本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近一小时车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庶几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资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资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说到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常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在西方国家的切身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的新小说，中国也就有救了。梁任公拳拳之心真是历历可鉴。我没怎么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大清楚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网络上吵嘴打架的雷人视频倒蛮多），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以告慰国人。所谓国际大开本很是流行，一本书大咧咧摆在那里，仿佛在宣告自己与世界接了轨。最离谱的是，翻开不少开本颇大的书籍，会被几百个文字周边的广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作何用处的，谁要写那么多圈点题评，难道是把书页当做了山水画？这可谈不上“此处无物胜有物”的美学意义，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浪费。书的价值，绝不在尺寸。中文图书中，我曾购有一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出版的“诗词坊”、“小说轩”系列丛书，开本和日本文库本相差无几，深为喜爱。该丛书篇幅虽小，内容却佳，我至今仍时不时拿出来翻看。
韩国学者李御宁的名著《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精辟地指出了日本文化中对“缩小”的执著追求。具体而微的文库本，无疑就是这种“缩小意识”的一个体现。文库本的肇端，是1927年岩波书店推出的名著普及书。当时出版社的动机既是为了对抗市场上豪华昂贵的经典巨著，也有推动文化传播的志向。结果，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文库本成了日本图书出版业的重要力量。不过，如今的文库本内容五花八门，更因成本较低，出了很多垃圾读物，已经和昔日的名著普及本的意义相去甚远。
欧阳修说适于读书的时空，有“马上、枕上、厕上”之论，“马上”今天应该换作“车上”了。其实不仅在车上，捧着一册大开本在哪里阅读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库本则称手得多。当然，文库本的特点决定了内文字迹较小，但这对爱书之人而言算不上大碍。去书店闲逛时，我最爱流连的就是文库本专柜。那一排排小书构成整齐的阵容，却生出小蚁雄兵般的气势。在家具店里买的书架，也专门设计有文库本的隔层。不过因我没那么多收藏，就腾出来给了中文书。结果，那些和国际接了轨的大开本们，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让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访来日比赛的NBA球队，酒店在床头还得多加一张躺椅，给那些大个子们垫脚。
第7节：女中学生的短裙
女中学生的短裙
许多外国游客都会注意到，日本女中学生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其超短的裙子。
初来日本的第一个冬天，见到中小学生们的短裤短裙，心里是免不了有点惊奇的。虽说自己高中时代也不惜落下风湿的毛病，在东北的寒风中扮酷穿单，但眼见那些年纪更小的童男童女光着两腿，不禁心生同情。问其缘由，有人说是为了从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慨叹吾国之小皇帝们过于安逸。不过，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学生们，似乎又不仅是这个高尚的原因，因为那短裙的边际实在有点太高，有时简直到了大腿与臀部的交界。这很难说是一个单纯为了历练意志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