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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中央调研部研究员谭卫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教授蔡继明共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展开“21世纪北京圆桌”第2期讨论。 传统农业区定义“中部” 《21世纪》：林毅夫教授在《中国农业／自然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将中部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这也是本期论坛的缘起，首先请林教授阐述一下立论理由。 林毅夫：我们提出中部作为突破口，并非从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不能是东部有一个政策、西部就有一个政策，东北有一个政策、中部就要有一个政策。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常说的中国的问题，比如城乡收入差距、三农问题，最核心的表现还是在中部地区。 “中部”概念是什么？跟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不一样，它主要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传统农业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上曾有很大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当时农民的收入增长比较快，中部一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在那段时间跟东部、跟城镇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在缩小的。但自1985年后，中部地区发展比较慢，跟东部地区收入的差距也开始扩大。这个扩大不仅是表现出中部的整体地区跟东部整体地区的差距在扩大，更表现出是中部的农民收入跟东部的农民收入差距在扩大。 从目前的研究看，农业地区收入比较滞后，尤其是中部地区，从农民的收入以及承担的负担来看，中部地区最滞后、最沉重。 《21世纪》：林教授对“中部”的界定是十个省区，即河北、四川、重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但也有五省（豫、鄂、赣、湘、皖）等说法。那么，对于“中部”，从地理概念上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呢？ 林毅夫：每个学者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界定也不一样。我们的界定主要是传统农业地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部属于人均耕地并不是太多的地区。所以，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以及海南不包括在我们的定义内，因为这些省的耕地比较多，它们同其他各省农业发展道路不一样，它们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简单来讲有点像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的地区，但是，我们中部农区的发展方式可能会比较接近东亚的发展模式。 高俊才：我觉得界定没必要太绝对。有些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并不是西部地区都全面享受。中部地区也有一些较差的地区，参考一些西部政策，国家应该给予适当支持。 谭卫和：林教授谈的核心是人均资源，就人均占有资源量和人均占有的生存空间而言，其实，是发展水平的差异，更是区域起跑线的差异。 林毅夫：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为什么把它定位在十个省？基本上是考虑到这些地区没有靠海，没有地理的方便；第二，他们属于传统农业地区；第三，那里的人力资源比较少。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2）
中部为何“塌陷”？ 《21世纪》：河北党校马副祥等人在《谨防中部塌陷——西部大开发，中部怎么办？》中提出，近10余年内，我国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两者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而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西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东部的73％和48％，中部地区的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东部的66％和62％，可支配性收入甚至低于西部。为什么中部的问题会如此的突出？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林毅夫：一个比喻是，中部像是一个盆地。东部的收入高，西部如果从城镇收入角度来说，收入也要比中部高。本来，西部的农民收入不一定比中部的农民收入高，但是，西部农民的负担要比中部农民小，因为西部的干部大部分是“吃皇粮”的。所以，“三农”问题在中部特别突出。 谭卫和：我个人感觉造成中部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上的回避。按照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应该由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依次推进，而不是“东征西战”。为什么？这符合经济学的效应，资源、资本、资金、技术、人才要向效益最高、最有利于市场的方面集中。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起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中部地区的问题已比较严重。 林毅夫：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发展战略问题。因为传统的产业，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大多属于资金密集型，这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所以若没有国家的干预、扶持，重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为了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国家很多的干预和扭曲，包括对农产品价格的人为压低和市场的压制。 另外一方面就是改革、放开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东部的市场条件比较好，本身人口密度高，当地的市场规模很大，再加上它跟国际的接轨很快。所以东部放开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有优势的产业发展很快，比如说浙江这几年发展就很快。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当然就会形成从中部进口农产品，从西部进口矿产资源，在扶持重工业的战略下这些产品是比市场价格低的。这就形成了中部和西部再补贴东部发展的局面。这实际上成为1985年以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源泉。 还有，我们改革走的双轨制，在经济中不少计划的干预成分仍然存在。只要有干预，就要有很多行政部门来执行，财政体制改革把财权上收，把事权下放，中部地区就要养这些干部，大量的基层干部变成了农民的负担。之所以中部地区成为现在各种矛盾的交集，正在于这种原因。当然中部也有自己的原因，就是说人均耕地比较少；没有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发展了一些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它还承担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性的问题，问题也就更难解决了。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3）
高俊才：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生存空间、生活生产条件、生态环境，谈一下中部地区的问题。 刚才谭教授讲到了中部地区有黄河、淮河。对，从古到今，这些河流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洪水、缺水、水污染问题。 2003年淮河流域大水，仅安徽一个省的受灾人口就达两千万人，因洪水转移一百多万，农田受灾两千多万亩。为了治理好淮河，国务院已经决定抓紧淮河灾后重建和加大治淮工程的力度。这几年国家对长江防洪建设的投入力度也很大，1998年以来的六年间，国家共投入了四百多亿元，这还不包括三峡工程投资。为了进一步提高防洪标准，还需要继续投入。 再说缺水问题。比如华北地区，生活、工业、农业、生态都存在缺水问题。地下水超采问题非常严重，以河北为重点的黄淮海平原超采区，20年来超采量累计达900多亿立方米，900多亿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两个半三峡水库的库容量。 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据有关部门检测，最近两三年来，黄河流域达到饮用水水源标准的河段占不到一半，在46％左右。 建立一体化市场解决中部困境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到要“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与指导，推进西部开发，发挥中部综合优势，振兴东北，鼓励东部率先现代化”。从国家整体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重视中部问题有何意义呢？ 蔡继明：过去的提法叫“抓两头带中间”。温总理强调加快西部发展的同时，特别指出不要以放慢东部的发展为代价。而东西部都要实现协调发展，处在中间状态的中部地区的相应发展似乎也就是不言而喻了。 《21世纪》：如何解决中部的问题？是不是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扶持？ 林毅夫：完全靠特殊政策支持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怎么样来做到全国协调的发展，东部地区可以发展，西部地区可以发展，同时中部地区也可以发展呢？ 我的看法还是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让各个地区都可以发展。东部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制造业，因为它的经济基础、市场条件有优势；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业；西部地区的优势在自然资源，比如矿产资源或者说草地的资源。 我们说中部“三农”问题特别严重，是从农民收入跟农民负担相对来讲的。但是，怎样来帮助中部地区呢？我还是支持统一市场原则。如果把原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预、扭曲都去除掉的话，东部的发展如何带动中部呢？ 首先，东部地区的工业一发展，劳动力价格会升高，那么农产品就会减少生产，需要从中部购买的农产品就会多，农产品的价格也就上去了，那么中部地区就可以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加收入。 第二点是，中部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最主要的还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这有两部分，一个是离土离乡，传统农区的劳动力继续往东部流动，这是增加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很重要的来源，这当然也要靠东部地区的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也有一部分中部地区的传统劳动力，可以离土不离乡的，或者说半离土半离乡。 劳动力的转移非常重要。转移过程中的农民需要教育。目前，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还是农民自己负担。在西部地区国家支持比较多，中部地区相对少一些。所以要支持中部农区，不管怎么样，教育水平的提高很重要，对中部教育的支持非常必要。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发展，以及中部本身经济条件的改善，有的制造业会从东部转移到中部，这样中部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