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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很快贬值，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纸。尽管手中的钱不多，可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到台湾后，陈果夫居住的也是借台中市长的房子，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出不起房租。因为当时台湾的医疗费太贵，他平时又不重储蓄，到台湾以后竟然没钱买药。无奈之下，陈果夫只好厚着脸皮写信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陈果夫入不敷出的情况传到CC大将洪兰友耳中，洪乃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立即命令俞鸿钧从农行中支出5000银元给陈作医药费，以解陈果夫的燃眉之急。陈果夫最终经济上陷于窘境，和法币的大幅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但到了1948年发行金圆券，六七千万元的法币只值金圆券十几元，而随后，金圆券跟着也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是给美金或银元。
与兄长陈果夫相比，陈立夫更是一贫如洗。
陈立夫一生基本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便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
陈立夫向来很注重节俭，家中的东西很少丢弃，总是一再修补。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情，他一般不麻烦别人去做。1958年，他的女儿陈泽容结婚，陈立夫夫妇几个月之前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蛋糕、点心。做好之后，一盘一盘地堆积冷冻起来，一直到6月份举行婚礼时才拿出来，供应宴请300多位客人。
陈立夫回到台湾之后，蒋经国帮助他在台北士林区找一套房子居住。数年之后，这一套房子才属于陈立夫自己。在一百岁左右的时候，陈立夫把这套房子卖掉，将卖房子得到的钱分给他的子女，这时候他才算富有。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族资产所证实。建国后，人民政府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二陈主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除没什么资产之外，二陈的生活也颇有些节俭。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
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
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二十几本，都是各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4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曰“年赏”。
2001年4月15日，陈泽宠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纪念陈立夫的文章《忆往述怀——追思我的父亲》，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立夫待人处事的一些风格。
从小到现在与父亲生活，学做事、做人，忆想起，备加思念。
父亲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不停的动脑筋。为任何事、任何人能服务的、能解决的，他一定乐于去做。做之前，想好大方向，便不怕困难去做，碰到困难，便想办法解决。这就是家人、朋友、亲戚等都认为父亲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9岁时，1950年蒋公（指蒋介石）要父亲带着我们匆忙去欧洲，再辗转到美国，在纽约度过两年四处搬迁的日子，最后选择在纽泽西养鸡，准备定居美国，以代表国民党改革派对国内政治的负责任。——当时我只11岁，父亲上了年纪，我又年少，每天养鸡，面对要扛每包重达100磅的饲料相当吃力，父亲便为我们想办法，设计出一个木造的饲料运输台，可以很轻松地移动饲料，没想到经美国饲料工人传播，而广为美国养鸡界采用。父亲给我的言教、身教，就是要学着解决问题做贡献，而且是利人、利己。
父亲向来节俭，家中东西甚少丢弃，总是一修再修，只要是自家能做的，都不假外人。一个小秘密就是1958年姐姐结婚，母亲与父亲自二三月份开始自己做蛋糕、点心，一盘一盘累积冷冻起来，直到6月婚礼时才拿出来供应300多人宴客，这可说是时下冷冻食品的前身。由于父亲节俭的个性，在蒋公三请父亲于1969年返国，三四年后，奉命接办中国医药学院，并于创办医院的过程中，由于苦于经费短少，医院设计的三部电梯不因为没钱而减少，只是按设计上的3个设备，刻苦地先安装一部，可见是父亲之发挥克勤克俭的精神，方能建立起今日台中学校、北港分校及附设医院这样的基础与规模。
父亲以身教、言教，让我明白了人不分贫富老少，都生而平等，使我一生处事、待人接物都能抱持谦恭的态度；而遇到挫折或不平、委屈，也都能尽量保持不生气，而且有相当信心的态度去面对，这种人格上的训练，使我一生受益无穷。陪伴父亲多年，父亲能长寿的秘诀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任何新事物都感到新鲜好奇。父亲99岁时，我陪他经瑞士到德国参加“立夫国际中医学院”成立，他表示未到过北欧，我便再陪他往瑞典、挪威旅游，再到美国住一阵子才回台湾，99岁高龄还环游世界一圈，大家莫不惊奇、羡慕。
父亲早年以政治事务而驰名，但他始终以矿冶工程师的精神对政府、党、文化、医学的需要及根本来开发与治理，忘却了自己有时危险的可能。他一生待过的单位、做过的事极多，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对我们而言，这位有丰富人生、精华智慧、活过3个世纪的父亲，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瑞，了不起的父亲。记得多年前香港转达周恩来先生曾托人对父亲赞许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因为他是一位爱国家、爱文化、爱民族的正直中国人。
父亲常对我说，很多人做的事，以为别人会不知道，其实不对，无论任何事，不管好、坏事，时间到了一定会被知道的，所以父亲最相信的就是良心。父亲的名言就是要做一位“顶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