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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想活动一下身体时，到丽都饭店打打保龄球。下次，我请你们去打保龄球好吗？”
我和赵丽愉快地点着头。敦子女士看了一下表，说：“我们到餐厅边吃边谈好吗？”
在日本餐厅门口，经理钱明先生一眼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比过去胖了，看你精神很好，没怎么变样我很高兴。你过去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人们对你都很关心，经常谈到你，欢迎你常到这里来。”
“谢谢您！以后还可能来，望您多多关照。”我客气地说。进了餐厅，我们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落座后不久，服务员根据敦子女士的要求送上三份高级盒饭。敦子女士客气地招呼我们用餐，赵丽却纳闷儿地问我：“这里您常来吗？他们怎么认识您？”
“有近十年没来这里了，过去常来，比赛时曾住在这里，还有认识我的人。”
敦子女士问道：“庄先生，您能吃生鱼片吗？”
“能吃。”
敦子女士趁我们没动筷子，把她盒饭里的生鱼片和虾不停地往我盒里夹。我不好意思，忙客气地阻拦说：“都给了我，你够吃吗？”
“男性应当多吃。”敦子女士鼓励说，“这个桌子小，只能放三份，您若不够吃我再给您要一份。”
“谢谢。当运动员时吃得多，现在当业余教练，运动量少多了，吃得比过去少，但喜欢吃肉，这是过去养成的习惯。”
赵丽问敦子：“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素一些的，鱼、肉也吃一点儿。”
“赵丽，在饮食结构上，敦子小姐比我们吃的科学。”
“庄先生，你现在不是胖而是壮，应当多吃点。”敦子鼓励道。
“我现在已经比过去胖了，一方面加强运动，一方面在饮食上要控制。”
“这样生活太艰苦。”赵丽道。
“小赵，苦与甜是推动人生前进的两个车轮，一个车轮是不好前进的。如果一个人不付出苦的代价，你很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人胖一点是可爱的，再胖一点也是可喜的，再胖一点就可笑了，还往下胖就可悲了，如果再往下胖，大家也不说他，更不笑他，都可怜他了。”
“如果这个人再胖下去怎么办？”赵丽俏皮地问。
“索性胖到底也有办法了！肚子下面装上个小轮子，不就半自动化了！”
她俩笑得弯着腰，捂着脸，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四 敦子是在中国长大的
“你来这里生活上习惯吗？中国这些年变化大吗？”从餐厅回到敦子的房间，我好奇地问她。
“生活上一点儿没问题。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给我们各方面带来了便利。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宽敞的街道，美丽的立交桥，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增添了光彩和效益。人们的服装也不单调了，五颜六色的，款式也很漂亮。市场的供应比过去丰富，花样品种也多了，给人的感觉有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气息。
过去来中国，只能吃中餐或西餐，现在北京有好几家日本餐馆了，这对我们日本人很方便。出租汽车、长途电话等服务性行业也发展较快。总之感到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发展。庄先生，您感受如何呢？”
我低下头，想了一下说：“过去私下和外国人往来是不允许的，现在，咱们能在一起聚会，这是很大的进步。上个月我去深圳特区讲学，感触颇深。过去破烂不堪的小镇子，只经历了几年工夫，就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凡去过深圳的人，大都赞叹不已。物质上的成果反映精神方面的成就，说明改革开放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敦子小姐，你去过深圳吗？”
“还没有。”
“到过中国什么地方？”
“广州、上海、济南、大连、昆明、大津……我出生在沈阳，在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全家随父亲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我惊讶地插话道：“为什么搬到张掖地区呢？”
“我父亲是从事兽医研究工作的。”
“哦！张掖地区我去过，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你们习惯吗？”
敦子小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甘肃上的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农忙时，我和同学们帮助农民秋收、春播，帮助他们整地、施肥。有时还帮他们推磨，我个子小，老师和同学干活时都照顾我，可是我不甘心落后，努力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表扬我。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请求，中方的领导说，我们缺少您这样的人才，您干几年再回去。到了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又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要求，中方领导仍然继续挽留。一九六二年，我父亲不幸患直肠癌在兰州病逝，一九六七年夏，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日本的老家岛根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五人到了东京，在那里工作、生活。一九七八年伊藤万公司派我常驻中国后，我还利用假期，自费专程去张掖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0年，当时兰州已经是开放城市，我和茂弟弟到兰州为公司办事，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曾经工作过的第一毛纺厂。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挑选，一是到银行当职员，二是到毛纺厂当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光荣，我要当工人阶级！”于是我进了兰州第一毛纺厂。
我那时是热血青年，要求进步，跟组长姚素萍很要好。姚素萍是预备党员。厂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还让我做列席代表参加。厂里第一批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有我的名字。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到工厂，姚素萍成了保皇派。有次对立面展开大辩论，把姚素萍围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伸手还打了她。我在旁边看到这个场面，吓得腿发抖，不知怎么办好。我有些不服，就帮姚素萍贴大字报，还签了名。那时我几乎忘记自己是外国人。这下惹下大麻烦，当时规定外国人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就说我是特务、间谍，弄到公安部门，对那张大字报又是拍照，又是调查，还到北京公安部，要求承认我是特嫌。
事情闹大了，日本外务省要求我们全家回日本，不久全家人回到了祖国。后来听说姚素萍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可是姚素萍的父母都是老革命，祖宗三代也查不出名堂，因此姚素萍一直没有被关起来。但她也被折腾得够呛。我心里不安，有些内疚，这次来兰州，无论如何要见见姚素萍。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姚素萍说起跟外国人有牵连致使原先跟她恋爱的那位解放军军官不得不与她含泪分手，我的泪水也几乎流了出来。跟姚素萍分手后，我一个人带着对故乡故友的情怀，冒着寒冷，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本来晚上十点到达张掖，谁知列车晚点了，第二天凌晨二点才到站。天漆黑，北风呼呼号叫，我心里有些不安。白天同学们在电话里约好的，都要来接站，可列车晚点四个来小时。当我刚刚迈出车门，同学们都兴奋地叫喊起来：“敦子！敦子！我们欢迎你！”十多位过去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个个冻得脸蛋儿红扑扑的，都迎了上来．我们久别重逢，抱成一团儿，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我含着热泪说：“我做梦都想见到你们啊！”
我住在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个班里的好朋友海英家里。她家房子宽敞，我俩像亲姐妹一样。从婚姻谈到事业，从日本谈到中国，从公司生活又谈到高中时做代数、几何的难题。我们一聊就是半宿。同学们纷纷跟我相约，一定要我这个日本来的远方客人到自己家里吃顿饭，表表老同学的心意。盛情难却，于是到同学家吃饭成了我紧张而又欢乐的事情。
到张掖的第二天，我跑到小时候注过的地方，在日本我做梦都想回到这个旧居，因为这里终究是我生长的地方。记得冬天时，门口有片芦苇沼泽地，结了厚厚的冰，哥哥弟弟都穿着冰鞋，从容地往前滑，我害怕，但又很想玩，于是就在凳子后面推，常常凳子滑得快，我跟不上，咕咚摔在冰面上。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可是，原来的芦苇沼泽地不见了，洼地被填平、四周盖起房子，旧居不见了。然而，那些童年美好的东西，无法在脑海中消失。
我的工作很忙，在张掖只有三天时间，还要为公司谈一个项目。第三天的早晨下起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同学们约好在那座塔边照像，海英专门为我准备了中国姑娘的服装，还有棉衣棉裤，生怕我冻着。天上飞着鹅毛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许多同学住得较远，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可是，当我来到塔下时，同学们一个个雪人似的早早来了，还有班主任、校长。我一看这情景，眼圈不禁红了。这张照片多么珍贵啊！
就在第三天的晚上，同学们来到海英家里聚会，做了一些菜，买了一些啤酒饮料，大家欢聚一堂为我送行，给我赠诗，写留言，阔了大半宿。
“回国已经四年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回想中国的事。中国是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着我的朋友、同学、老师，有我上过的学校，有我半生的历史，我爱中国……”敦子小姐最后说。这时，敦子小姐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五 一分希望生出三分幻想
我们轻松地漫谈着，吃着水果、听着音乐。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了，我和赵丽只好向敦子小组告辞。她恋恋不舍微笑着对我们说：“下次，咱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好吗？”
“好！你定时间，我通知庄老师。”赵丽主动地高兴说。我看着敦子小姐，并点头表示同意。握手后，她送我们到房间门口，又目送我们在走廊的尽头。在拐弯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