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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西安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学就读于北京女一中。1968年分配到陕西，当护士、记者；1990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1999年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2000年到陕西周至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关注生态与动物保护，长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老县城村。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人大代表。
主要作品有家族题材的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等，长篇小说《采桑子》；纪实题材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琢玉记》等，多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如《红灯绿灯》、《黄连厚朴》、《谁说我不在乎》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奖，主要有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百花奖等。
内容简介：
她是慈禧叶赫那拉的后裔，她是出身于八旗世家的格格。人家说她是贵胄后裔，可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个姓氏曾给她带来过什么样的灾难。
历史的选择，让这个叶赫那拉家族从满清的皇室一步步走向了没落。所以，叶广芩出身的贵族家庭并没有给她什么生存优势。她出生时，一大家子人已经开始四散飘零，他们只能靠寄卖来维持家里的正常生活。家的基调给她的是一种落魄、冷漠、贫穷、苍凉、另类的感觉。
她的童年是在四合院中度过的，耳濡目染中，自己家族的兴衰、四合院里的是是非非便烂熟于心。这为后来她的《采桑子》、《黄连厚朴》等家族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有人评价她的家族小说，说，“这是她积淤已久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北京四合院赋予了她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知不觉中这些埋藏许久的故事慢慢地走向了她的笔端。
生活给这位出身于叶赫那拉贵族家庭的叶广芩开了个大大的玩笑。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流席卷了整个中国，因为出身的原因，她被迫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京城四合院到陕西插队，而这一去，竟是三十六年。她放过猪、当过护士、做过记者，入过藏、走过八百里秦川。在秦川腹地、以山曲水折闻名的陕西周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叶广芩就是那个穿着旗袍、吃着烤白薯，坐着一块钱三轮车满城转悠的作家兼县委副书记。的确，她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四个年头。她喜欢这里民风的淳朴，热爱这里山川林木的神奇秀美，这里的一草或一木会使她生情，这里发生在金丝猴、大熊猫、华南虎身上的故事曾一次次地让她感动。
在周至四年的生活体验，使她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笔尖跳出了四合院，转向了大自然，转向了生态文学。开始了对人乃至对人类的生存与命运的终极关怀。远离都市繁华喧嚣的秦岭腹地—老县城，给了这位格格作家太多太多的东西。当时只是抱着深入生活、探访未知世界的念头踏进这块人迹罕至土地的她，如今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她亲近山、亲近老百姓、亲近生灵，她记录着、传播着、沉思着。她在《老县城》这本书里说：“倘若我能预料到这种结局，我会早些进入这个领域，四年的老县城生活使我思考了许多写作之外的事情”。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作家叶广芩女士，我们欢迎叶老师上场。叶老师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出生在东城区的四合院，是地道的北京人。1968年因为出身的原因，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插队。她在黄河滩上放过猪，当过忽视、当过记者、入过藏、走过八百里秦川。20世纪90年代又到日本去留学。可以说不同的、丰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拓展了她的创作视野，同时也成全了她的写作。她写过普通的市民、写过京城四合院，现在又深入秦岭深山，写起了自然生态以及动物的系列小说。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叶老师为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讲她的写作，《从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大家欢迎。
我这一次讲话的题目呢，是《大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副标题是“从老县城说生态文化与文学”。大家都说，说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确是这么回事。我特别尊敬的一个编辑现在已经退休了，叫崔道怡，原来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曾经说过，他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常人，要新与常人，要看得远、要挖得深，要见人之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成为群众时代的先知先觉。”这个话，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老先生说得非常地对。可是我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这个人平时稀里糊涂的，人家郑板桥说是“难得糊涂”，我们家挂了一个书法，那是我爱人写的，是“难得清醒”，他给我写的。我那个书房挂了，人家什么斋什么斋，我那个也有名，叫“糊涂斋”。我那个卧室上挂了一个木头牌子，也是我爱人给我挂的，叫“反省中”。就是说你这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你写出的文章，怎么能骗这些读者。也不知道那些评论家们怎么会从你的文章里还能挖掘出什么思想来，他说不理解。我想是因为他对我太了解了，所以他不理解。今天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些话，可能也是骗人的。
我的家族小说呢，主要是写了一些家里边的素材，挖掘出来给予它一些文学内容。我就想，这些老北京的素材，北京大宅门里边的故事，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谁都没把它写出来，非得我写出来？很多事情他们知道得比我更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比我更高，可是他们没写，让我写了。我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离开了北京。如果我今天还泡在北京城里，泡在我这个四合院家里边，恐怕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北京的作家为什么没写出像我这样的东西。我就说，北京的作家有北京作家的生活环境。我每回到北京是一种什么状况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家住在东城，现在就是那一片地方被拆了，那些四合院全没了。我原来回来的时候呢，四合院是非常优美，海棠树、金鱼缸、石榴树什么的。但是冬天，回来都是冬天，那个院里头是没有暖气的，生着蜂窝煤炉子，弄着白铁皮的烟筒，在屋里绕一圈再转出去。每天还得担心那火炉子灭，蜂窝煤炉的那个热力是极其有限的，比我们现在的暖气差远了。所以我每到冬天回来，就得穿着大衣在街上走来走去地，溜啊，这样还能暖和一点。我在街上溜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老天啊，我说北京那么多作家，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单元房里边有着暖气，幸福地生活着，只有我这个作家凄凄惨惨地被冻得满街转，就是上个厕所还得穿上大衣跑到公共厕所去，蹲坑儿。那么这一种别有一番滋味，是我区别于北京作家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作品和北京作家的作品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个区别。
那么家的基调给我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落魄、冷漠、贫穷、苍凉、另类，这是我对我家的几点归纳。人家说你贵族家庭，贵族家庭应该是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贵族家庭的后裔，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么长时间，我们家基本是靠卖东西来生活。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小就和寄卖商店打交道，卖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这种状况下长大的孩子，一个是敏感，再一个是自卑。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是干部子弟，人家穿的衣服都比我新。我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我父亲的礼服呢马褂改的夹袄，看起来是非常地另类。大铜扣在这儿，然后是黑的，里边里儿是蓝绸子的。我说现在要是把这衣裳穿上了，那多时髦啊！现在街上卖的那个，现代中式服装，有哪一件比得上我那个衣服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和人家的灯心绒、条绒的制服一比，那我那衣服太土了，就是给人一种非常自卑的感觉，老和人家不一样。一到交学费的时候，就拿不出钱来，就藏在人家的背后，等同学都走完了，跟老师悄悄的地说，能不能给我免费。因为父亲死得早，1956年就死了，没有生活来源，老是这种状态。这些呢，我想也就渗透到我的骨子里边去了。到今天，实际上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虽然在县里边当个什么书记，当这个、当那个，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我是进入不了角色，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为什么写出了北京大宅门这么多的东西呢？我说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文化政策的宽松，就使得文学艺术非常地宽松，现在。我写这些东西原来我还很有顾虑，就是说你写这些东西，人家会不会说你是企图翻案？你是格调不太健康，是不是太灰暗了，有这种顾虑，那么我现在好像没有这些想法了。因为如果写出这些东西，能够被大家所理解，能够被年轻人所喜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读者的一个思路的拓宽，也是一种文学的进步。包括我个人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和民族的习惯，包括北京四合院赋予我的一切，不知不觉地就走向了我的笔端。许多不想提及的往事，原来被我封起来了，永远也不去想它。比如说我当反革命的事情，带着牌子去游行的事情，这些我都不愿意去想它了。但是封了这么多年了，忽然我觉得从封的泥口这儿，从坛子里就冒出了酒香，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坛好酒。正是因为这些磨难，给予了我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激情，才使得我别于常人能够写出大家喜欢的东西。这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性的共同，也是文学的美丽。
2000年的时候呢，我要求到我们陕西周至县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后来组织部就派我到周至县挂一个副书记。实际上我是什么都不管，我就住在秦岭深山，一个叫老县城村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作家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