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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输入
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一次次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生存危机一步步加深。为救亡图存，中国逐渐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建立西式学堂，聘请洋人教官，选送留学生出国，西方体育文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入中国的。
洋务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从1862年起聘请外国人训练中国的新式军队，教授英国兵操中的队列、刺杀、战术等。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又聘请德国的教官传授德国兵操，还训练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体操。洋务派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大都依照外国同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其中体育课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有拳击、哑铃、足球、跳远、跳高、击剑、刺棍、木棒、游泳、滑冰、木马、单双杠等，并不断举办校际运动会。
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提倡新的体魄观，主张大力发展体育，这为接纳西方体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康有为从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角度充分重视体育的作用，提出从幼儿教育到小学院、中学院教育都要确定相适应的体育锻炼内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民德、民智、民力”，三者缺一不可。他在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注重学生的体操锻炼，提倡“耻文弱”的精神。谭嗣同主张将“武学”列入教育内容之中，他曾组织了锻炼身体的“延年会”，每日闻鸡起舞，练习体操。严复根据进化论的原理，积极主张运动健身，在其担任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高度重视体育活动，开展了多种项目的体育训练，经常举办校内和校际间的运动会。
与此同时，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运动及其竞赛活动在西方人来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中也逐渐开展了起来。教会学校的课外活动主要是开展田径、球类运动项目，对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教会组织，其宣扬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善社会”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版，第24页。。其中设置的体育部专门负责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体育活动，体育部中有不少外国来华的专业体育人员，他们在中国巡回进行体育讲演和运动表演，编写体育教材、创办体育期刊、开展体育训练等，对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客观上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在其影响下，国内也纷纷建立起了一些体育教育组织，如1904年湖南、浙江创立的体操讲习所，1905年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大通师专学堂，1908年建立的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等，对发展中国近代的体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到了20世纪初，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体育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网球、垒球、地滚球、高尔夫球、台球、墙手球、板羽球、板网球、回力球、田径、体操、游泳、跳水、水球、赛艇、举重、健美、射箭、拳击、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雪、跳伞运动、自行车、信鸽、无线电运动等。同时，西方的现代学校体育、体育教学、体育竞赛方法、体育思想理论等也不断传入，对中国近代体育产生了越来越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重视体育的作用。孙中山从军事的角度积极倡导体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国人都要加强体育锻炼，强健身体，强壮后代，保家卫国。他经常参加打猎、打网球、登山、徒步旅游等体育活动，身体力行自己的体育主张。1919年“精武体育会”成立7周年之际，他亲笔题写“尚武精神”4个大字，做成匾额以示庆贺，并为该会出版的刊物《精武本纪》作序。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积极倡导尚武精神，主张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培养完善的人格，而要培养完善的人格，体育是最为重要的。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妇女在体育方面也争得了更多的权利。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题为《今日之教育方针》的文章，主张人在10岁之前的教育应以体育为主，注重培养“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吴晓明编《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页。等品质，反对把青少年培养成“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祛热，柔弱若病夫”吴晓明编《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8页。那样的人。
《北京奥运之魂》第二部分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3）
毛泽东早在1917年4月于《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对体育的目的、作用、地位、原则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说：“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650页。他认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650页。。“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650页。体育能够起到强壮筋骨、增长知识、调节情感、坚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他因此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认为学校教育应德、智、体“三育并重”，“三育”之中体育应占“第一位置”，反对以“密如牛毛”的繁重课程“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使学生的身心成长受到危害。
从西方体育文化传入中国直到20世纪初，中国体育文化也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认为西方体育是“形式体育”，是“排优的把戏”，华而不实，炫人耳目，图一时之快乐，不能“经世致用”；偏重肉体而忽视精神，导致人的畸形发展。甚至连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也认为，西方体育剧烈的比赛对身体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还助长了人的竞争心、嫉妒心和虚荣心。“土体育”与“洋体育”之间的对抗早已开始，而二者的公开对抗是始于1932年。1932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在题为《今后之国民体育》的社论，主张“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应以“土体育”为宗，以“洋体育”为副，以养生、武术为中心的“土体育”有强身健体的价值，中国没有必要再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此后，“土体育”与“洋体育”纷争一直持续不断。
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体育的内容，推动了中国传统体育的革新，促进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大大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推动力量相对于整个中国体育界和中国数亿民众而言，还显得是那么微弱。尽管中国体育文化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但也正是因为其民族特色的浓厚，增大了两种体育文化融合交流的难度。比如中国武术，其民族性特征极为突出，外国人如果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很陌生的话，就难以把握其奥妙和精髓，中国武术要让世界接受，其道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梁实秋先生在《运动》一文中说：“大概是李鸿章罢，在出使的时候顺道去英国，大受招待，有一位英国的皇族特别讨好，亲自表演网球赛，以娱嘉宾，我们的特使翎顶袍褂地坐在那里参观，看得眼花缭乱，那位皇族表演完毕，气咻咻然，汗涔涔然，跑过来问特使表演如何，特使戚然曰：‘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两个人来打呢？’”童仁编《现代闲情小品》，武汉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68页。这则传闻的主人公是不是李鸿章，事实是否确凿，连梁先生也不敢肯定；至于李鸿章这样讲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幽默，更是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竞技体育依然非常陌生，更不理解其健身价值与精神追求。
（四）现代中国对于奥运的参与
西方体育文化的进入尽管遇到了一定的抵制，但其进入的势头是无法阻挡的。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不断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历史。现代学校体育制度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确立并逐步走向规范化，各类体育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体育院校也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师资，一步步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开展。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深刻的联系正是两种体育文化相互交融的生动写照。
1907年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堂的创办者张伯苓先生首先在天津向学生宣传介绍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人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憧憬着中国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天的到来。1928年中华体育协进会干事宋如海赴荷兰阿姆斯特丹观摩第9届奥运会，在奥运会的热烈氛围中，他激动不已，反复吟咏“Olympic”一词，突然情不自禁喊出“我能比呀”；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单刀赴会，成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