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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事。出了这样谋杀旅客的大案，治安警察必须快速破案的压力可想而知。负责刑事侦查的警察，就从旅馆附近开始，根据目击者描述，寻找可能的嫌疑者。
就这样，案发不久，大约不到九点钟，两个治安警
察遇到了正在附近街上行走的黑人少年，布兰登·巴特勒。他就住在这一带。布兰登还是个高中生，但是个头挺高，还挺壮实。他戴着眼镜，显得沉稳，说是看上去像二十岁，也能叫人信了。
布兰登被警察拦下来。拦住他并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惟一的理由是凶手是个黑人青年，而他也是。一开始警察很客气，毕竟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想在这个青年身上碰碰破案的运气。十五岁的布兰登没有经验，同意跟他们走一趟。他先被带往旅馆，让谋杀目击者试认。七十五岁的斯坦芬先生一看到布兰登就立即确认：这就是他所看到的凶手。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检方在法庭上再三引用。他说：“我确信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妻子。我不会让一个无辜者坐牢。”于是，布兰登被带到警察局，几个小时之后，根据他签字的完整坦白书，他被以抢劫谋杀罪名正式逮捕。由于罪行的性质危险度高，此类案子，法官照例都不会容许嫌疑犯交保候审。所以，十五岁的布兰登，从那天开始，就蹲上监狱了。
布兰登生长在一个普通黑人家庭，并不富裕，可是家庭和睦、宗教气氛浓厚。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被告没有钱去请大牌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他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公共律师”。公共律师收入不高，是纳税人交的税金支付他们的工资。根据“便宜没好货”的通则，也有很多人怀疑公共律师的素质是否可靠。
反正，这个案子就这么落到了当地公共律师派屈克·麦克吉尼斯和安·芬奈尔手里。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杰克逊维尔街头，还晃荡着两个法国人。他们不是轻松的旅游者，而是两个电影人，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导演让·格拉维埃·德莱斯特拉德（Jean…deLestrade），和制片人丹尼斯·庞塞特（Denis
Poncet）。他们来到美国，是想以电影作为手段，进行一项跨国研究。通过拍摄案例，找出美、法两个国家在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天晓得他们怎么会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城市，活像是上帝派来的一样。
拍片子总要找个有意思的故事，作研究也要找个有代表性的案子。可是一开始，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稳住神儿，不久在法庭约见律师的时候，遇到了还未正式开审的布兰登。这个案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事后导演回忆说：“布兰登·巴特勒的表情对我来说是奇特的。他似乎完全失落了。他的目光一直在寻找着那天并不在场的父母。那时，我一点不知道他是否有罪。可是，我很想拍摄他走向审判结果的过程。”
经过一番努力，法庭批准他们拍摄律师工作和庭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的来历。
麦克吉尼斯律师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老枪”，几乎是烟头接烟尾地抽着。他说，他的工作一直就是为谋杀案的嫌犯作辩护。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在开端处有其相似的地方，就是看上去被告已经没戏了。尽管后来律师表示，这样的案子根本不应该开审。可在我看来，根据现有的证据，大陪审团让它进入审理程序，几乎是必然的。
公共律师并不像私人律师那样，挣着天文数字的诉讼费。但麦克吉尼斯律师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并不马虎。他仔细看了案卷，感觉“越来越愤怒”，显得斗志昂扬。他作了大量审前调查。正式开审，已经是案发半年之后的秋季了。
第三辑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2）
在审判之前，布兰登的一家手拉着手，一起在低头
祈祷：主啊！感谢你让麦克吉尼斯律师来帮助我们，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主啊，我们以你的圣名信任他，阿门！这真是很经典的美国民众的生活场景。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一定很兴奋。因为，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乡法国，已经相当罕见了。
第一个证人是刑侦警察威廉。他主持了目击者指认过程，也是第一个在警察局讯问布兰登的警官。检察官通过询问，向陪审团展示了威廉老资格的职业经历，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专业侦探，办案过程不会违反程序，得出侦讯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辩护律师却通过询问，试图让陪审员了解：事实并非如此。被告初审中，陈述自己案发时间在家，九点遇上警察时是刚出门。而作为专业刑侦人员的威廉警官，没有做进一步核实。他没有去向布兰登的父母调查，儿子当时是否在家；没有去向周围的邻居调查，他们是否在什么时间看到布兰登出门。他虽然依据法律，答应为布兰登安排一个公共律师，却没有马上去做。第一场交锋之后，感觉这个不用花钱的公共律师还不错。
第二个证人是应辩方要求出庭的。那是个捡易拉罐的老人，名叫史迪文。在案发第二天早上，他顺大街开着车，在垃圾箱找易拉罐。那一天他有了意外收获
——一个女士的小挎包。打开一看，里面身份证等等一应俱全。杰克逊维尔不算是大城市，谋杀案早已通过电视传得家喻户晓。他马上悟到，这就是谋杀案的罪证。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警察又来找他。开口就说：“小子，枪呢？”态度极恶劣。
老人气糊涂了，说“我没见到枪，你想搜查就搜查，可我没拿什么枪”。按法律规定，没有法院开的搜查证，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警察不能搜查，把警察拒之门外是你的权利。可是，假如你自己同意被搜查，那是你主动放弃权利。结果警察并没有搜查，好像诈一下没诈出来，也就算了。
麦克吉尼斯律师通过提问，让老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想通过老人的证词，让陪审员看到办案警察有诬陷倾向。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老人捡出物证的垃圾箱，距作案现场有二十分钟车程。对于没有汽车的布兰登，那是很远的距离。而布兰登是在案发后九十分钟内，在案发地附近被截留的。九十分钟要跑这么个来回不是做不到，却也不轻松。律师还指出，从案发现场过来，有上千个垃圾桶，作案人偏偏扔在这里，可能有特别原因。他指出，那个垃圾桶附近是毒贩出没的贫民区，暗示警察没有在当地作应有的侦查。他还指出，这样的有盖垃圾桶，必须用手打开盖子才能扔东西，而刑侦人员甚至没有来采集指纹，很可能因此丧失了真正的破案机会。
律师做得不错，可是这只是外围的迂回。看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这个案子之所以会立案开审，关键是有了人证和嫌犯的认罪书。假如律师在这两点上没有突破，还是不能直穿核心，赢得突破。所以，进入核心证据的辩论才是要紧的。
破案的第一个关键是人证。斯坦芬先生一口咬定，他看到的凶手就是被告，没有犹豫，也再没有改过口。这一点几乎无法再展开讨论。被告律师只能指出，斯坦芬先生第一眼看到被告说“就是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还相当远，不足确认。可是，老先生当时也马上表示，他还要走近些再次确认，然后他和被告几乎是面对面，仍然认定了被告正是凶手。
破案的第二个关键是被告的认罪书。在这里出现了
严重的争执。在法庭上，有关被告的认罪过程，检辩双方的证人，出现了两套断然相反、却又都能自圆其说的证词。
检方的主要证人之一，是地方治安警察刑侦部的迈可·格鲁夫。在法庭上，他是这样描述布兰登的认罪过程的：迈可·格鲁夫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布兰登对他说：“天哪，我真是很高兴能看到你”。格鲁夫于是问道：“那是一个意外吧？”布兰登点点头说：“是。我并不是有意要向受害者开枪。”说着，他拥抱着格鲁夫侦探，哭了起来。格鲁夫回抱了他。布兰登还说，受害者曾经对他恶眼相向。
格鲁夫接着作证说：“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凑在他耳边问：‘你为什么要枪杀这位女士？’他回答说：‘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是要她的手提包。’他还说我把枪给扔了，却忘记扔在了哪里。我再追问凶器，他说放在一辆十八轮大卡车后面了。我对他说，我很感谢他的合作，可我不相信他是把枪放在什么卡车后面了。他这才说，我把枪扔在林子里了。”他们于是带嫌犯去林子里找枪。但没有找到。
检察官通过询问，让格鲁夫侦探有机会坚决地否认自己违法逼供。被告律师则竭力想诱使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撒谎，却没有成功。律师只能向陪审团暗示，这是个体重二百四十磅的前运动员，假如他攻击嫌犯，将是很严重的伤害。这样的暗示受到检察官的当庭反对。
律师曾经指出，布兰登是戴着手铐被带往林子里的，假如他受到攻击，他无法反抗。格鲁夫侦探马上坚决地说，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攻击他。言下之意，他本人就更不会攻击被告了。看得出，这是一个老资格的警官，作证时言辞恳切，应付得滴水不漏。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其后，作认罪笔录的戴尼尔警官在法庭作证。他讲述的也是被告知罪认罪、自己陈述罪行的故事，和格鲁夫侦探讲述的情况完全契合。律师能够向陪审团指出的是，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认罪书，只是戴尼尔警官的笔录，只有一个签名是被告的手笔。认罪书上“认下”的“罪行”，很可能是作笔录的警官自己的任意发挥。
然而，这并不就能逆转形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