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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作者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原因，是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
——曾经看过一个朋友写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深居云南深宅大院的深闺之中，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粗粝的年代之后，家庭和父母给予的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走出来的表现。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使
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之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场景。
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等，仅仅是我们出生前十几年的事情。可是我们无缘亲历亲见，只能从书本上去了解。而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的聚光灯，虚化逼退了周围的一切，被省略掉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对早年的鲜活回忆给我们补上了这一课。这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灵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抗战期间，都在历尽曲折之后，来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像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像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气神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再串起那条珠链，即使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也只是像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像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经久不衰的兴致勃勃，活像
今天的他，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也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和那时年轻的亲友们又在头脑中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与街坊邻居们也活生生出现在他的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已逝去的以往年代的感情。人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地生活过，家庭、邻里、街坊、社区，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忽然间一切都开始转变，人际的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被带上符号，符号决定着你的价值。就像那个年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伴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了。人们在水中沉浮，必须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傥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伯威回看自己，一个生青个子，有了那标签，就变得有点不认得自己，气变得粗起来，和他那个暖暖的家，开始发生冲突。这一切，在外公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似乎看到今天的伯威，茫然看着当年愤然冲出母亲房间的自己，心里伤伤戚戚默问：我是怎么啦？他真实地写出那个少年郎，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不想欺骗自己。后来，伯威也失落了那张“革命”标
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签，随即失去价值，自此便被众人随手抛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看到社会变化。儿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变得与“文”无缘。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里：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粗暴艳红时，内心却是日见贫乏苍白。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才跟着吃力地迷茫地“转型”。而伯威不一样，他们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多地保留了对“正常的生活”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潜移默化地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才没有彻底退化成猿。伯威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踯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件幸事。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得以留下来，自己能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
——对伯威、对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
第五辑读《我们仨》
晚上睡不着，就看完了杨绛的《我们仨》。
看一个温馨的家，从两个清纯的少男少女谈恋爱，到生下一个小乖孩，到几十年后在死亡面前离散。失散之前，杨绛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丈夫女儿都住在相隔很远的医院里，走着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照顾着丈夫，每晚和女儿通电话，一周去西山的医院看她一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维持着家里几十年来的幽默，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上自嘲。说起自己，总是好的，轻描淡写夹着玩笑，却认真地在为亲人着想，衣食住行关照得仔细。这种幽默感，这种对家人的感恩，这种温暖的如手拂细绒织物般柔和的心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就连他们给亲家母的信，也是吴侬软语，戏言戏称，把另一个走近的家庭，也圈进了他们快乐的小圈子。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
读《我们仨》
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到过的一个犹太女画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不仅画着美丽的花朵，还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危险逃生，是因丈夫不能取得离境护照，而她认为亲情重于生命。
这本书让我回到久远前故乡的家，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的手背。回想父亲，他也总是在笑，说着那些让我也笑起来的话。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学校关门了。我们都下放农村，说是要“扎根”，似乎已没有前途和希望。我那个时候交友甚广，小学、中学同学和川流不息进出我家的“插队”小朋友们，都喜欢坐在那里和我父亲聊天。父亲告诉他们，希望会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要读书。“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父亲说，“那是谁也拿不走的”。在贫困而匮乏的年代，父亲用省下的吃食，给各种来路的孩子们做饭、烧点心。我们长大起来后，大学终于开门了，小朋友们都出息成国家栋梁，很神气地在各地跑来跑去。父亲离去了。几年前在波士顿巧遇一个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我们一起坐了半个钟头才敢站起来相认。打完招呼的第一句话，她就说，你爸爸那时对我们真好，教我懂了很多道理。
随着岁月的逝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长大起来的孩子们开始超越了我们父辈的局限，也开始看不起父辈，觉得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想起当年在父母面前，我们曾是时代潮流下多么可笑又可怕的小生青。因为爱，父辈吞下了他们看不顺眼的事情、甚至咽下了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原谅了我们的年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却是多么挑剔。
我们也许有了我们重视的脊梁骨和犀利，可是和钱
锺书、杨绛、圆圆一家相比，却失落了温良、敦厚、谦和、幽默、宽容、平稳。这不仅是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素质，更是在知识阶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