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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2年1月25日抵达喀布尔访问。这是安南第一次访问阿富汗，时间一天，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在这里过夜，喀布尔没有像样的饭店，最好的洲际饭店也被炸过，至今还在修。
原计划在10时15分有拍照的机会，说不定还可以说几句话，可以用在消息里。李晓果早上6时去了机场，我和同事袁莉直接去总统府，一开始不让进，我们换了一个门，门卫用对讲机与上司请示，我出示名片，经过了三道安检，从包到相机和全身，全被搜了个遍。这里安检也很原始，主要靠手，根本没有电子设备，折腾到9点多，终于进了总统府。
总统府有一半被炸得成了废墟，像走在北京的圆明园，到处长满了荒草，堆满了碎石和瓦砾。我们遇到一个担水的少年，他脸上和身上都有些脏，衣服上抹满了油腻。他告诉我们，总统府还没有自来水，要靠从一眼水井里担水。
绕了几圈，我们来到新闻厅。这里已经有几个西方记者和阿富汗的记者在等候。在我们之后，又有一批记者闯了进来。新闻官说：“大家不用挤，不用挤，都会有机会拍到照片的。”于是我们等待着。但是过了不久，又是同一位新闻官以同样的语调宣布：“会谈已经开始，不许拍照了。”我们最后只好无奈地离开，等待下午的联合记者招待会。
吸取了上午的教训，下午我们准备大战一场。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记者招待会，否则全部抓瞎，一点消息也搞不到。下午1时我们准时在外交部等候去总统府。在外交部的院子里，新闻司的新闻官努力将记者名单读了一遍。记者很多，听说有两个大巴士拉大家去。大家等待着，但是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巴士来，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大巴士。阿富汗到哪里去找巴士？几乎所有公共汽车全被炸掉，西南城堆着一堆又一堆已成废铁的大巴士，政府各部门连辆汽车都没有，是联合国前不久为政府主要部长援助了一些小汽车。
我们迅速走出外交部，决定乘自己的车前去总统府。刚上车，外交部院子里的那几辆破旧汽车已经冲出门外，原来这就是外交部提供的交通车，其中有一辆小皮卡，“美国之音”的索尼亚和另外几个记者坐在上面。各辆汽车都争先恐后地超车，惟恐被甩下，我也告诉我们的司机要快速跟上车队。
汽车都比较破旧，尾气大概都不合格，而且多是烧柴油的，满街弥漫了熏人的黑烟，加上扬起的尘土，像打仗一样。喀布尔没有什么工业，应该没有污染，但白天污染太厉害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汽车太旧，许多使馆放了10年的奔驰车又开了出来。一辆越野吉普车凭借四轮驱动，想超两辆并排的汽车，结果跌进了路旁的沟里，车轮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有车队都停下来，等了足足10分钟，街上堵满了车辆。人推车拉，最后终于把车从沟里救了出来。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三部分卡纳纳斯基斯——静悄悄的战区（3）
名片成了通行证
内战中遭到破坏的道路坎坷不平，颠簸得厉害，车队像逃命一样来到了通往总统府的大道，路口用水泥墩子封住了，只留下能够有一辆小车通行的口子，还有弯。路口旁有岗哨，四位荷枪士兵把守。前面外交部新闻官努力地把车开进去了，后面几个也尾随而入，我们的车和那辆油漆斑驳、像拖拉机一样轰轰响的皮卡并行进入路口，都想闯进去，可惜司机稍微谦虚了一下，皮卡像一头愤怒的豹子，呼叫着绕过水泥墩，向总统府大门开去，我们却被士兵挡住检查。索尼亚和另外几个记者在皮卡上看着我们，举起Ｖ字手指，笑得前仰后合。
士兵说：“接到司令的命令，不许任何车辆进入。”问他为什么前面的车可以进，士兵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法制，没有规矩，“命令”压倒一切。不过我们并没有彻底绝望，因为我们后面停了一大片汽车，都在呼噜呼噜地冒黑烟，总不能让这么多记者晾在外面吧。
几位司机上前交涉，他们是阿富汗人，几乎百分之百的外国记者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大家都坐在车内等着。
翻译努尔说，我们可以试试另外一道门。袁莉说，算了吧，还是和车队一起走吧，反正这么多人，我们进不去大家都进不去。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士兵仍不放行。我让翻译告诉后面一辆车的司机，我们一起去到另外一道门。司机疯也似的倒车，大概从众心理在作怪，我们后面所有的汽车都跟了上来，山呼海啸一般向另一道门开去。大家谁也不相让，彼此超车。我们的司机更野，平时一句话也不说，总是笑眯眯的，这时将所有精神和精力都花在了开车上，像揉面团一样摆弄手中的方向盘。
这边的门口同样有水泥墩子，同样有士兵把守。前面的一辆车被挡住盘问，我们的车已经在它的旁边，我掏出一张名片给士兵看，士兵一摆手，表示放行。汽车飞速开走，我们都大笑起来。我看了看手中的名片，给士兵看的是中文的一面，而且是倒着的。名片就这么管用，这里没有记者证，到处都凭名片。在贫穷的阿富汗，搞到一支枪也许很容易，但名片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连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都没有。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采访，小翻译总是举着我们的名片要求放行。
进了总统府的大门，我们终于放下心来。记者招待会会场有话筒，地上铺着地毯，但没有座位，文字记者们全部席地而坐。大概总统府也确实找不到那么多椅子。坐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安南与卡尔扎伊还不到场，我的双腿麻得站不起来了。联合国发言人法兹在话筒前为记者试话筒，并告诉大家记者会很短，只能有15分钟，请大家问问题要尽量简短。“我还能为大家做些什么？”
“来点咖啡或者茶吧。”后面有记者大喊。法兹笑了：“我认为我们需要点更强的东西，葡萄酒什么的。”大家哈哈大笑。
开完记者会，我和袁莉走出总统府。门口有几个没有进去的记者。一位身穿红色羽绒服的记者说，我是意大利记者，没能进去参加记者会，你能告诉我什么内容吗？看来还真有失败者。我们十分庆幸那不是我们。
我得到了独家新闻
穆斯塔法这个简陋的招待所和那座没有暖气的洲际饭店，曾经是塔利班倒台之后记者们居住最多的地方。而今，喀布尔安全状况有所改观，局势逐渐变得平稳，阿富汗热点也在降温，记者们大多离开了这两座收费昂贵的饭店，到喀布尔富人区寻找独门独院的居民楼。很多富人在内战中逃到国外，留下小洋楼，现在他们又纷纷委托自己的代理人将房子出租。但是，穆斯塔法和洲际饭店却仍然是记者们获取新闻的地方。国际安全部队在穆斯塔法的四层一套狭窄的房间里设了新闻中心，而联合国和各国际机构则每天在洲际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此外，在这两个旅店大门的玻璃上，经常贴满了记者寻找司机或者翻译的广告，或者当地人寻找翻译或司机职位的广告，也经常有记者招待会的通知。
去这两个地方找新闻，就像小时候在农村淘落地红薯一样，有时能淘一大篮子，有时却空手而归。
这天，我来到穆斯塔法饭店，想去参加那里的国际安全部队的每日吹风会，来到门口却发现，玻璃上贴着一张致每位记者的通知：致所有记者，今天1月28日上午11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阿富汗中央银行举行记者招待会。我马上坐出租车向阿富汗中央银行驶去。来到中央银行，记者招待会大厅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大概中央银行把所有家底都搬出来了，破旧肮脏的陈年沙发摆了好几排。沙发各不一样，高低不平，不伦不类，像在会客室。但这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的气派，在别的政府部门，连这沙发也没有。法新社、华盛顿邮报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已经到场。一个个子矮小的男子从侧门出来和大家握手。他说自己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布杜尔·非拉特，问大家是什么单位的，然后就开始问：CNN怎么没来。路透社的福克斯说，大概大家都不知道。
非拉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在喀布尔可不常见。非拉特问福克斯住哪里，他说是租的房子。非拉特以为大家还都住在穆斯塔法旅馆和洲际饭店，所以只是在这两个饭店门口贴了通知。法新社的布莱恩告诉我，他和我是一样情形，也是穆斯塔法门口看到通知才来的。非拉特问大家可否去叫人。于是，福克斯和布莱恩等人就出去了，时间已经是11时30分，非拉特说记者会在12点举行吧。
过了大约20来分钟，他们领来了一些人，福克斯只是领来了路透社的摄影师，非拉特问布莱恩：CNN的记者来了吗？他说：只找到了BBC的记者。最后大家建议还是改明天吧。于是，矮小、瘦削的非拉特又蹦跶着进了侧门，和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会儿，出来向大家宣布，记者招待会改在明天。非拉特在美国留学，在美国工作多年，所以这家伙只认CNN。
这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官员出来了。我们几个围上来，大家开始问问题。BBC的话筒对准世界银行官员一直问问题。BBC的记者一走，我连忙凑上去。我问阿富汗重建需要多少资金？他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说一年需要17亿美元，之后又谈了阿富汗重建等面临的各种问题。采访回来后我写了一条独家新闻。
塞洛高地静悄悄——德国战后60年的反思路
站在德国东部塞洛高地的苏联红军墓地前，我们似乎听到了60年前的隆隆炮声，似乎看见了弥漫在这里的滚滚硝烟。
1945年4月12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视察塞洛高地防线时，发出他此生最后一次吼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