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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鋈纹冢晌绞嵌浇崾岳疵拦返募と恕Ｋ暝氯缟常朗氯缪蹋诎敫龆嗍兰偷氖奔淅铮坠闹魅瞬欢细唬耐乱不涣艘徊缬忠徊纾┯腥纳艉蜕碛霸诎坠Ａ簟５鞘蹦�89岁的她却仍然和其他白宫记者一样，经常参加白宫的各种新闻活动，风格也依然如昨——干脆、直接、大嗓门，经常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甚至给总统提意见，嗓门比有线新闻网（CNN）的记者沃尔夫的声音还要高8度。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巴塞洛缪公寓的黄昏
我拨通了萨拉给我的电话，但是对方是留言机。我只好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和姓名，毫无希望地等待回音。美国有位专栏作家曾经说过，本世纪最糟糕的发明莫过于电话留言机。我也有同感，在美国我曾多次通过打电话联系采访，最害怕的就是与留言机对话，因为只要它一出现，采访的事十有八九要泡汤，电话留言经常是美国人逃避麻烦，对付陌生人，尤其是躲避爱挑毛病的记者的工具。所以经验告诉我，采访萨拉没戏。也难怪，这么有名的记者，又这么大年纪，哪会轻易接受一个陌生中国记者的采访。
然而第二天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位叫萨拉的人接连两次打电话找我，口音特别不清楚，要重复两遍才能听清。我一听有门儿，连忙打电话给萨拉，她当即答应我第二天即可接受我的采访，地点在她的寓所。
萨拉住在一所名叫“巴塞洛缪公寓”、只有两层高的楼里。这里住着30位平均年龄在85岁的老人，公寓管理部门提供一日三餐、住宿等服务，老人们在这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服务员就是自己的儿女，他们负责帮助老人洗澡、收拾房间等。每位老人每月的费用为2800美元，但政府有数量不等的补贴，平均每位老人只需缴纳1100美元。
萨拉住在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里面有卫生间，一张床、一张老式的梳妆台和一个书架。靠窗户的一面墙上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电动打字机、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极不起眼的10英寸电视机；桌子两端堆满了各种剪报、信封、文件夹和纸张，书架上的书也并不多。室内的摆设再简陋不过了，看起来像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
萨拉正在吃午饭。她坐在一辆小型残疾人三轮车上，胸前围着餐巾，面前一张类似电视柜的小桌上放着一杯水、一杯咖啡和快要吃完的西餐，盘子里只剩下一点西红柿、几小片生菜和一点点面包。看得出她的午饭很简单，大概已经吃了很久。她的牙全部掉光了，全靠假牙帮忙，吃饭很不方便。
她让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一边问我：“我还没吃完饭，我边吃，咱们边聊，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我说。她用叉子将一点西红柿送入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如此高龄的她，思路仍然十分清晰，对往事记忆如初。和这么一位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老人聊天，我心中感觉十分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平淡淡。她当了一辈子记者，经历过无数轰轰烈烈的事件，而现在我感觉她与外面的世界，与那些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是如此遥远，青松翠柏伫立于窗外，更衬托出这房间的宁静和老人的安详。在采访过程中，有几次我们正聊着天，她却一个句子刚刚说完，就静静地低头睡去，我不忍心叫醒她，自己便像个傻子一样默默地看着，在沉寂的房间里等待她醒来，这时我想，或许哪一天她会这样永远地睡去。
我对她的了解太少太少，问完几个问题，我要求她提供一些关于她个人的情况介绍。她决定从三轮车上下来，坐到沙发上去，让我帮她查阅资料。三轮车是充电的，轮子极小，前后轮中间有个平台，可以放双腿。小车有两个把手，把手中间有个按钮，可以选择倒退、前进和停止，简直是个地道的儿童玩具车。她揿动电钮，向后倒，三轮车轻轻退了几厘米。然后她向左扭动把手，又按动按钮，小车向前又移动了几厘米。就这样，她用了10分钟的时间，向前向后挪动了好几次，总算把小车停在了仅有几步之遥的墙边。她让我把电源插上，然后又让我将一个四轮扶手车推过来。我搀着她，她吃力地从小三轮车上弓腰站起来，扶着四轮扶手车又艰难地像婴儿学步一样挪了几厘米，终于喘吁着在沙发上落座。她让我把书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信封、一些印刷品和剪报递给她，然后用皮肤松弛、布满老年斑、像老树根一样的双手，颤巍巍地分拣资料。
此时，我真有些后悔提出那个看起来并不过分，然而对于她却残酷得近乎夺命的要求。
她终于没有找到介绍她的材料。她将从报纸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的剪报、朋友来信、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寄来的资料等一一看一遍，然后让我帮她分别装进不同的文件夹，同时她还在回答我的一些提问。直到下午5点，我才想起来该告辞了。这时她抬起头，握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感激地说：“非常感谢你帮我整理这些材料，非常高兴你今天来这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一定告诉我。”
离开时正是黄昏，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巴塞洛缪公寓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从罗斯福到克林顿
回来后，我仔细在因特网上寻找关于萨拉的资料，发现并不多。她没有报道过战争，没有报道过骚乱，没有经历过任何危险，没有出版过惊世骇俗的长篇巨著，没有问津过这样那样的新闻奖项，直到前年，她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总统先生，总统先生》，记述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然而今天她是白宫最令人尊敬的记者。她坚忍不拔的毅力，她对新闻事业的挚爱，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感染了同行和白宫的主人们，总统与她合影，媒体将她作为炒作的对象，华盛顿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甚至以她的名字命名。萨拉成为华府政治圈内的明星。
萨拉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一个普通的英格兰移民家庭。父亲悉尼·麦克伦敦是个农场主，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笃信民主党。悉尼结婚时曾经与妻子达成协议，两人婚后要共同为那些下层和受压迫的人们服务，多做社区服务工作。父母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了萨拉的一生。萨拉说，她对新闻感兴趣完全是受父母的影响。从她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父母俩在饭桌旁讨论政治；萨拉长大后也经常参与争论。她回忆说，经常是十几个人，包括一些亲朋好友，围坐在饭桌旁指点江山，争论不休。
父母都希望萨拉长大后成为律师，少女时代的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她读过不少关于间谍的书，因此那时她的愿望是当一名间谍，为国效力。但是萨拉的老师一天对她说：“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到密苏里新闻学院去学新闻吧。”萨拉答应了，多年以后她还十分感谢那位老师。萨拉说：“记者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它是人民与政府间的信息桥梁，我特别喜欢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事业。”
1931年，萨拉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开始在家乡泰勒市的《泰勒信使时报》当记者，一干就是10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萨拉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首都华盛顿“妇女兵团”总部，负责公关事务，协助招募女兵，安置伤残军人等。
1943年，萨拉结婚了，但就在萨拉怀孕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只好退伍，孩子出生后就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为了工作，萨拉从此也没有再嫁，将她的一生献给了她挚爱的新闻事业。
1944年6月，《费城每日新闻》聘用她为驻华盛顿记者，她拿到了第一个白宫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萨拉一边工作，一边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1946年，为了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照顾好孩子，萨拉辞去了《费城每日新闻》的工作，成立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为全美各地，尤其是家乡得克萨斯的报纸提供白宫和国会的特稿。至今，虽然有时也有个别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她这里实习，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的正式职员仍然只有她自己。
在白宫开始当记者后，萨拉首先遇到的是轮椅上的总统罗斯福。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是记者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萨拉回忆说，罗斯福知识渊博，智慧超人，也许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他特殊的领袖风范，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而且对记者毫不留情面，回答问题特别尖刻。那时她刚到白宫，对一些国际、国内大事又半懂不懂，生怕露怯，因此不敢问问题。她第一次提问题是在杜鲁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萨拉说，杜鲁门使记者的日子好过多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房间十分拥挤，记者们经常在彼此的脊背上做笔记，杜鲁门发现后就和大家一起到一个空间大的地方去，“他很直率，容易接近，也了解我们记者。我特别佩服他诚实的性格和勇气。”
萨拉告诉我，肯尼迪具有一股特殊的魅力，是她报道过的所有总统中最叫人喜欢的一个。“我和他关系也不错，他很熟悉我。我喜欢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领导才能。”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萨拉与约翰逊的关系就不那么顺利了，萨拉至今仍然对约翰逊的火爆脾气耿耿于怀。约翰逊任众议员的时候，萨拉已经进入白宫做记者，但同时也经常跑国会，那时他们就已经有了争执。当时萨拉写了一篇关于石油的稿子，约翰逊看到后对她大发雷霆，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愤怒得像头狮子一样，握着拳头对着萨拉的脸说：“你必须收回那篇报道。纯属捏造。”萨拉也不客气：“我决不收回。这篇报道事实无误。”萨拉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