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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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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失守,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二月十六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三十八年二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蒋先生每次下野,总归要杀人泄愤。此次陈仪被蒋经国告一状,适逢其时,所以便倒霉了。这件事的内幕是这样的: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吸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沪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枪毙民命、查封商铺,日有所闻。不肖之徒,乘机勒索,尤不胜枚举。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啧有烦言。蒋先生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饬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不久,蒋先生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先生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孰知这副团长是个潜伏的共产党,后来共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转到共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来又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状。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是有一定预算的,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据说,陈仪曾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了,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经国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焉肯干休?乃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乃父告御状,难免画蛇添足,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先生闻言,不加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个电话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遗缺由汤氏暂派周碞代理。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闲散军官先被枪毙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曾刊载于沪上各大报。
  这一类事,在蒋先生个人经历上本是罄竹难书。不过现在他已下野,国事至此,他的恶习气竟变本加厉。在南京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提到蒋先生这种作风,无不痛心疾首。但是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而对蒋先生仍不敢有丝毫违抗。我有时难免因何应钦的矛盾言行而诧异。何才据实告诉我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令人不寒而栗。
  二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脓包的汤恩伯。
  一、二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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