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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去后，艾奇逊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鲁门发出请柬，约我于3月2日至白宫用午餐。艾奇逊在电话内问介侯，请帖内是否应包括顾大使，介侯转以问我。我说，请他把顾维钧也包括在内。事情便这样决定了。
在此期间，顾维钧当然把全部经过报告了台北。3月1日，蒋先生便撕破面皮，正式”复职“了。当晚我便收到他的电报说，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按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今蒋先生复任总统是根据哪一条宪法呢？本来，与蒋先生往还，还有什么法统可谈？不过我的职位既受之于宪法，并非与蒋介石私相授受而来，蒋氏的”复职“，在法统上说便是”篡僭“。我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我与杜鲁门的会面并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杜氏给我的信函仍称”总统先生“。有好奇的新闻记者问杜鲁门对我如何称呼，杜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3月2日我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会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副总统“一词作介，为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氏始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
杜鲁门请客用的是一张圆桌。我坐于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甘介侯坐于杜之左，美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我在席上，除对历年来美国援华表示感谢外，并对共产党胜利我方失败的因素作一番分析，兼论我们今后反攻大陆的策略，以及我个人对促进中国政府民主化的方针。杜氏细心倾听，不时以手轻轻击桌说：”总统先生，你这分析深刻极了。“或是：”对极了！“他有时未听明白，还请介侯重译一遍，以表示他在留心地听。杜氏所说是出于他的真心，或仅是外交辞令，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有说出来的义务，好让一位与我国荣辱相关的友邦元首知道我们政府当局的真正意见。
饭后，杜鲁门领我至餐室隔壁的客厅休息。这客厅之外尚有一小客厅。杜氏引着我边走边谈，竟穿过大客厅走向小客厅。这时，跟在我们后面的艾奇逊突然拉顾维钧在大客厅坐下，介侯原拟随之坐下，约翰逊连忙推介侯的背，要他随我与杜鲁门至小客厅，他自己则与艾、顾二人同在大客厅坐下了。
在小客厅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我知道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别的也就不必谈了。
自杜鲁门处辞出后，我们一行暂赴大使馆休息。此时新闻记者数十人齐集于大使馆客室内采访消息。美国前驻法大使，后与中国官僚厮混极熟的美国政客蒲立德亦豁然出现。他在众记者之前，举手大骂甘介侯。无非是说，蒋总统已复职，甘介侯不应介绍李将军以总统身份与杜鲁门总统相见云云。
大使馆内有一小职员李干，与介侯是同学，是在中国购料委员会中当一名低级秘书，也居然当众指摘介侯荒唐，怒脉贲张，像煞有介事。
介侯亦不甘示弱，首问蒲立德：”两国元首会晤，干卿何事，要你到中国大使馆来大声疾呼？“再骂李干说：”足下位不过小秘书，你有何职责在大庭广众中提出抗议？“
我把介侯叫进来说：”算了，算了。他们既不是向我抗议，更不是骂你，他们是做给蒋介石的特务看的，好去报功！“
蒲立德此人，与所谓”中国说客团“秘密勾当极多。他这番表演从蒋介石的美金户头下分得多少，我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姓李的表演之后，官运就亨通起来了。他由一名无关紧要的小职员，旦夕之间便被提升为国际银行协会中国董事，年薪两万五千元，一直做了十年，到1960年才被免职。为着这个远景，也难为他怒脉贲张地表演一番了。
国家一日没亡尽，便一日仍有寡廉鲜耻的分子在继续钻营。这就是蒋介石统治中国三十年所养成的风气啊！
结 论
我自一九四九年岁暮因胃病来纽约诊治，在纽约城郊乡居已十余年。因不谙英语，平时和当地居民极少往还。日常除阅读书报和偶有友好得暇来访之外，闲居无事，对我国三十余年来的变乱和个人所参预的军国大事，曾不时作冷静的深思及客观的分析。对个人说，固不无”退思补过“的功用；对国事说，以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将来当国者也未始不可作刍盏的贡献。余妻郭德洁女士每每劝我撰写回忆录，以为后世国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一九五八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博士也分别来函，以此相劝，并云在幸尔勃、何淬廉两教授所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极愿襄赞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复承世界第一流学府之约，因欣然承诺。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英文译稿则就中文原稿，略加删节。三年以还，已积稿盈笥。原稿凡七十余章，约五十余万言。虽仍觉言有未尽，然数十年来我个人所参预国事的要节，以及我个人生平事迹的大略，于斯篇已可见其梗概。兹于篇末，再缀数言，以为结论。
（一）
回忆我少年时代，正值满清衰敝，国内仁人志士群起力图匡救之时。当时立宪维新和驱满革命两派人士，均朝气勃勃。人尽忘其小我，为挽救国族而奋斗。照常理推论，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国应可立臻富强，孰知辛亥以后，朝气顿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为国的志士，往往于旦夕之间即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甚至为拥兵殃民的军阀。那时我本人正是少年，目击此种变易，失望之余，便深觉革命大业开创固属艰难，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后，我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凡十余年，即以广西而论，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陈腐，无法与时代前进，至为时代所遗弃。然就我个人所目击之事，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叹息！
在陆氏及其他军阀被翦除后，广西各界在我和黄绍兹竑、白崇禧等共同领导之下，毅然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广合作，奠定国民政府的基础。当时革命势力的膨胀，固不能不归功于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大计，然促成北伐军的早日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我们领导桂籍同志，不计利害，拥护国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风，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一腔热血，绝未想到最后竟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
此种不幸结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实由两大因素所养成。因国民党改组后，一意”以俄为师“，实行一党专政，使人治重于法治。而中央领导分子则拳拳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致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终使全党分裂，党权无法统一。另一原因则为国、共两党部分同志的左倾幼稚病所促起。当时在革命大后方，工会、农会领导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不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清党“以后，党内派系原可捐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不幸手拥重兵又善用权术的蒋先生不此之图，反而乘机扩大党内派系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遂使国民党的声誉一落千丈，造成军事独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后，蒋先生如气度恢宏，为政以德，以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建国事业，则堰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氏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内战之惨甚于军阀时代。不论贤与不肖，俱被卷入漩涡，甚至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拒敌图存为职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相持不下时，张学良受蒋的利诱率其奉军入关参战，终以东北防务空虚而引起”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于旦夕之间。虽满族的颟顸，与北洋军阀的无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蒋氏主政中枢时之甚。
蒋先生经此惨痛的教训，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厉行如我辈在广西的兴革，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外侮，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无奈蒋氏不此之图，反而挟寇自重，对日寇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共军则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迨共产党武装已发展至不可侮，蒋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灭赤之战，作消灭异己军队的安排，终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势而不可收拾。
到芦沟桥事变起后，全国激于义愤，一致团结，拥护以蒋先生为首的中央，即陕北毛�